一 “人文”与“人文地理”

“人文”一词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典籍《周易》的时代。《周易》六十四卦由八卦衍生而来，每一卦都以六条表示偶数与奇数的横道“爻”组成。占卜中得到的偶数与奇数即阴数与阳数，分别用阴爻与阳爻表示。阴与阳、刚与柔等概念，象征着世间万物对立统一的属性，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就是“道”。其“贲卦”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文”就是文饰，大致可以引申为事物的表象。“天文”亦即自然的各种表象，以阳阴并陈、阳阴迭运、刚柔交错为特征；“人文”指社会的制度、文化、教育等表象，其实施宗旨都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所约束和规范。所以，治国者要审视天文的征兆以察觉时序的变化，通过观察人文的状况以治理天下之人。《系辞下》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被。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换言之，《周易》的内容极其丰富，包罗了上天、人世、大地的运行规律。与“三才”即天、地、人相对应，它们的表象就是天文、人文、地文。“地文”指山岳、河流、海洋、平原等地貌，《庄子》所谓“乡吾示之以地文”，意为刚才我向他展示了与大地一样宁静的状态。《刘子》称：“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语者，人之文也。天文失，则有谪蚀之变；地文失，则有崩竭之灾；人文失，必有伤身之患。”综合上述典籍，“人文”当指人类社会的制度、人事、教育、习俗等各种文化现象。

各种人文现象分布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散和变化。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人文地理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及其地域性特征，探讨人地关系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是地理学的两大门类，地理学史研究者通常都肯定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哲学阐发，同时更强调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地理学是在西方影响下的产物。然而，中国学者在中国人文地理研究以及学科建设方面的探索同样不应忽视。白眉初（1876—1940），名月恒，河北卢龙人，以字行。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1913年任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河北师范大学前身）教员，1917—192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地理部主任兼地理学教授。所撰400万字巨著《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为建立完整的中国区域地理学做出了卓越贡献。1928年刊行的《中国人文地理》，应是他配合教学工作完成的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该书“自序”云：“天、地、人所表现者，能以一言括之乎？曰文而已矣。何谓文？发乎自然，演为系统，便成大文。宇宙有日星河岳之光芒，是谓地文。社会有礼乐典章之璀璨，是谓人文。地文肇其基，人文绚其采。人文与地文，相为表里者也。”这里关于“人文”与“地文”关系的认识，与《周易》的思想一脉相承。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国人文地理》分为三卷：第一卷“民族篇”包括四章：种族、民族之礼俗、宗教、人口；第二卷“民权篇”包括五章：政治、教育、军制、财政（币制、赋税）、面积（沿革之面积、现在之面积）；第三卷“民生篇”包括两章：实业（农、工、商、矿产）、交通（铁路、电力、邮政、航路、航空）。与当代人文地理学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相比，除了理论与方法的显著进步、学科体系的逐渐健全之外，其基本研究内容大部分已经具备了。

由于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在人文地理学的框架下，陆续衍生出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众多以研究对象命名的分支学科，并且随着研究内容的日益细化大有不可遏止之势。以历史时期各类人文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的历史人文地理，也往往仿照现代人文地理的结构进行分支学科的划分或归并。举凡关于历史时期聚落、人种、民族、疆域、政区、古都、地名、农业、城镇、水利、交通、人口、手工业、战争、关隘、城防、烽燧、长城、教育、人才、学风、信仰、宗教、方言、民俗、婚姻、居室、饮食、服饰等各类人文因素的研究，或者包容在某个大的分支以内，或者自身就已经独立成为一门“××地理学”，大体上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程度而定。因此，一般看来，重要的在于按照通用的学术规范把具体工作做好，而几乎完全无须在意某项人文因素应当归属哪个分支学科来研究。

既然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的核心所在，那么，历史时期各类人文现象与所处地理环境的关系也就成为历史人文地理的核心内容。但是，二者的研究基础、研究方法、定量化程度等，都存在着很大差别。历史人文地理主要依据历史文献展开工作，虽然遗迹考察、实地访谈等有时可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大体却只能起到资料补充和辅助证实的作用。这样，当我们追溯某项人文要素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时，所依据的通常是以定性描述为主的文字记载，而不是研究当代问题时可以获得的准确数据，这无疑要影响研究结果的精确程度。面对着语焉不详的文献，研究者有时难免束手无策或只能退而求其次，借助对相关因素的分析得到一个相对模糊与宏观的结论，或者提出带有某种推测性的看法。尽管如此，这已经是令人比较满意的成绩了。此外，历史人文地理考察某项人文因素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联，重点不在于弄清历史发展过程本身，而是要阐述以这个过程为背景的人地关系。前者属于单纯的专门史或区域史问题，后者才是历史人文地理应当关注的焦点所在。在历史地理学范畴内，“历史文献”只是研究“地理问题”的基础材料，它们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史实来源与数据渊薮，但绝不能够喧宾夺主甚至反客为主。准确把握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于避免历史人文地理论著缺乏地理味道的问题至关重要。

就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而论，大致可区分为区域历史地理与专门历史地理两类，前者是关于某个区域之内多种要素或历史地理现象的综合考察，后者是关于某一要素或某种历史地理现象的专类分析，如果再加上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基本上就涵盖了历史地理学的主要方面。事实上，区域研究与专门研究互不可分。以某种历史地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取得结果、减少枝蔓，需要根据计划达到的研究目标，把研究问题的范围限定在某个行政区域或自然区域之内，通过分析这种现象在各个相关区域的表现，再抽取出专门的内容。在进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时，通常也需要从逐一分析各种历史地理要素或现象入手，继而阐述不同要素之间的关联，认识特定区域之内的历史地理状况、特征及其变迁。似乎可以这样说，专门研究是关于区域研究的要素分解与逐一强化，区域研究是关于专门研究在特定范围内的多方综合。二者的不可分离、不可偏废，造就了“区域专门历史地理”这样一种研究类型，并成为大部分历史地理论著的基本属性，关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大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