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译者序(2)
保尔·阿沙尔在一九五二年的舞台改编本和瓦迪姆的影片只是为此铺平了道路。一九七四年，克洛德·普雷将拉克洛的小说改编成一出“书信体歌剧”。两年以后，瓦迪姆选取了拉克洛的书中的一些情节，拍摄了另一部影片《忠实的女子》，把故事的时间安排在一八二六年，结果并不怎么成功。同一年，阿尔贝托·塞萨尔·阿尔贝蒂以《战争里的爱情，爱情的战争》为题，相当自由地把故事移植到舞台上，利用书中的人物来剖析论述被看作两性之间的战争的男女关系。在德国，鲁道夫·弗利克的戏剧《危险的关系》（1979）之后出现了海纳·米勒的《四人组合》（1981），该戏也把拉克洛的书中人物安排成表现男女两性之间争斗的角色，展示了他相当前卫的个人的观点。一九八五年，克里斯托弗·汉普顿根据拉克洛的小说编写的舞台剧首次在英国的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演出，大获成功，使得这个故事几乎变得家喻户晓。一九八八年，斯蒂芬·弗里尔斯根据汉普顿的本子，重新拍摄了《危险的关系》影片，赢得了电影评论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米洛斯·福曼在一九八九年拍摄了《瓦尔蒙》，得到的反响却并不热烈。其后又出现了罗杰·肯布尔执导的《危险性游戏》（1999）、李在容执导的《丑闻》（2003）和迈克尔·卢卡斯执导的《危险的关系》（2005）。其中有些影片只是采用了拉克洛原作的故事情节，把它们移植到自己国家的土壤上，改变了故事原来的发生场所，与拉克洛的原作实际上并无多大关联。二〇〇三年，法国还拍摄了由卡特琳·德纳芙、鲁伯特·艾弗雷特、娜塔莎·金斯基等主演的长达两百多分钟的电视剧《危险的关系》。凡此种种都表明拉克洛的作品所蕴含的巨大的生命力。对于所有这些改编的影片和剧作，当然只能根据其自身的价值来加以评判，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各个编导本人对拉克洛原作的理解和诠释，反映出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以及在伦理道德和美学方面的观点，同时带有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色彩和痕迹。所有这些改编的影片和剧作无疑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出拉克洛原作的精髓和微妙之处。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拉克洛的作品经过屡次加工改造，却总能剪裁得适合流行的时尚潮流的口味。
尽管拉克洛似乎对习俗风尚和道德规范抱有相当敏锐透彻的现代的观点，但他终究是生活在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人。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往往意味着伏尔泰的尖刻辛辣的机智同卢梭的炽热奔放的理想主义的融合。启蒙主义思想家谈论着恶行和美德，认为充满善意、心地光明的人会一心致力于社会和个人的幸福。至于那些失去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则用理性来作为替代物；他们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真理标准，认为可以凭借理性来解决社会和道德问题，这样人类就可以踏上进步发展的路途；理想的国度就位于这条道路的终点，最终愚昧、贫穷、迷信和诬枉不公的行为都会在那儿给彻底根除。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发的时候，许多人觉得已经接近了他们心中所期望的乐土。拉克洛跟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也思考着上面这些用黑体字表示的词语。
可是与他十分钦佩仰慕的卢梭不同，拉克洛生来不愿对别人吐露自己的心思。他是一个相当孤僻内向的人，尽管经常出现在公众眼前，但是却并不试图去纠正人们对他抱有的不好的印象。他在公众的心目中是一个生活中行为不检、政治上善于操纵别人的恶魔。他有自己的同盟者和仇敌，但是却没有一个朋友站出来公开为他辩护。他的行为举动并不能清楚地说明他的品格，而他在《危险的关系》出版前后所撰写发表的少数文章也难以给他的为人提供一个真实可信的形象。
幸好他在监狱之中和在军中任职服务时给他妻子所写的信件留存下来，给他的形象带来了温暖的色彩。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热爱妻子的人。他关在狱中的时候曾把自己的一绺头发剪下来寄给他的妻子，留作纪念。他牵挂他的孩子的健康，建议他的妻子带他们到乡间去散步溜达，不过告诫他的妻子不要在太阳落山以后、二氧化碳的气体特别浓重的时候带着孩子闯入林地。如果他的几个孩子希望有所建树，在社会上取得一个体面的地位，他们就一定要接受根基扎实的正规教育。然而，富于感情的心灵要比受过良好训练、知识丰富的头脑更为可取。真正的满足最终还是来自亲情。他认为爱能产生唯一值得拥有的财富，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因此在他行将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曾考虑要写另一本说明家庭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幸福的小说。他达观地面对逆境，面对自己的失意和痛苦。他并不相信有什么神的安排，在他那布置得井然有序的世界体系中，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终止而已。但他表现出十分富有道义的态度，对于那些在当时不断更迭的政体中追逐私利的领袖，他鄙夷不屑；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职责和义务立身行事。
拉克洛的书信表明他为人并不怎么活跃有趣，而是一个富有条理、拘板正直的人。尽管他给他的妻子最早的那批信件是在《危险的关系》出版十多年后写的，但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追求玛丽·索朗热的男子并没有因为革命而变成一个政治阴谋家或一个性情乖戾、愤世嫉俗的人。他从不否认自己执笔撰写的那些政论文章，他所坚守的原则并没有机会主义的特征，反而带有真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也从不为他所写的那本小说感到懊悔，尽管他的声誉为此而受到损害。他难得提到自己的这部作品，不过每次提到的时候，他总不无得意地指出，曾经有两个意大利的主教分别在不同的场合，称赞《危险的关系》是一本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作品，十分适合用来教育青年一代。他对于某些作家和作品的零星的评论也表明他并没有改变他在一七八四年评论英国小说家范妮·伯尼的《塞西莉亚》时的观点，即虽然小说家的职责是观察、感受和描写，但富于感情的心灵在一个作家身上远比世间所有的才华来得重要。他似乎仍然坚持以前他和里科博尼夫人通信争论时所使用的论点。他曾用达尔杜弗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论点。在莫里哀这个戏剧的第四幕结尾处，达尔杜弗已经顺利地控制了奥尔贡、他的家庭和他的产业。从法律方面来说，他已准备齐全了所有必要的文件，变得无懈可击，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成为一个恶棍。莫里哀在最后一幕确保正义取得了胜利。因此达尔杜弗受到的不是法律的处罚，而是来自高层当权者的处罚。
我提出这种观点，因为我觉得一个宣扬道德的作家（不管他是剧作家，还是小说家）的权利正是在法律不作干预的时候方才开始表现出来。……一旦人们组成了社会，他们就只有在政府不对不法行为作出处罚的时候才有资格伸张正义。这种公众的正义就是对那些犯有错误的人讥讽嘲笑，而对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义愤填膺。[3]
达尔杜弗并不是因为他在我们眼前的所作所为而遭受处罚，而是因为他一贯的为人处世的表现而遭受处罚。拉克洛认为这正是他在小说中所取得的结果。他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到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的身上，引到这类善于利用合法及正当之间的真空地带恣意妄为的人的身上，以此鼓动起“公众强烈的义愤”。
这种论点清楚地反映了十八世纪启蒙文学需要赋予道德寓意的倾向，要求最终恶行受到惩罚，美德得到褒奖。如果拉克洛仍然表现出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那么他的小说就也同样应该是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习俗的产物。
从风格情调和主题上都可以看出，《危险的关系》属于表现“浪荡男女”传统的一类小说。风流浪荡（libertinage）一词在《危险的关系》出版的时代不仅只意味着纵欲胡为，实际上仍然保有着几分它那“自由思想”的古意，专指一七〇〇年左右法国思想急进的知识分子对于教会和当时旧有的道德观念表示反抗的思潮。在一个公开批评教会和国家机关会有危险的时代，“浪荡主义”的文学形成了具有无政府主义威胁的有效的表示异议的形式，因为它对构成当时公众价值观念的基础的私人关系进行了大胆的表现和处理。属于这一传统的有些作家通过对男女两性关系的大胆描写，表现贵族的荒淫生活和思想情趣，同时反映当时恶的横行，展示人心中恶的观念，对于公认的社会及道德标准提出质疑，但笔调有时不免流于猥亵，格调也不高。拉克洛却不走这样的路子，他不愿在作品中明确表示自己个人的看法，也不追求露骨的色情描写，而是以周密复杂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细致的心理分析，构成艺术的力量。他书中的那对浪荡男女所参与的只是一场秘密的游戏，而只有无视社会公认的礼仪规矩的参与者才能在这场游戏中赢得胜利。操纵控制替代了公正待人，性成为一种力量，而爱情却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可是《危险的关系》究竟是在批评还是在倡导这种态度呢？在放弃了阻碍个人满足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约束后，最终能达到自由吗？还是真正的自我实现就在于使自我处于次要的地位，尊重别人的感情，接受礼貌得体的行为准则呢？大多数以浪荡男女为主题的小说家都以自由的名义，着手拓展描写的领域，冲破以前的禁区。拉克洛在意大利遇到的那两个主教可能确实相信他在《危险的关系》中对伤风败俗的行为加以谴责。然而，大多数跟他同时代的人在阅读了这部作品后都会觉得，这好像是给雄心勃勃的贪欢好色之徒提供的一本入门手册；实际上这也正是一七八九年后读者大众所抱有的观点，他们认定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在男女两性关系方面的所作所为也就是拉克洛这个耍弄阴谋的家伙在政治方面从事的丑恶勾当。
将拉克洛置于“浪荡主义”的文学传统中，我们往往觉得《危险的关系》实际所要表达的意旨并不像它外表显示出的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却找不到相当明确的答案。拉克洛对他在这部作品所要实现的意图从来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不错，在他给里科博尼夫人的信件中，他声称读者的反应表明他成功地引起了公众对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之类以玩弄异性为乐的浪荡男女的强烈义愤。但这也可以被认为他只是不愿服输，煞费苦心地想在争论中获胜的一种说法而已。即使拉克洛从未否认这部小说出自他的手笔，但我们对他所恪守的生活信条却并不了然。
不过，拉克洛完全有理由为他身为小说作者的高超出色的表现而感到得意，因为就连对他最为严厉的批评家，在这方面也对他毫无保留地大加赞赏。《危险的关系》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属于十八世纪的又一文学传统。用书信形式所讲述的故事在一个人们习惯通信往来的时代十分流行。当时两部最有影响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和《克拉丽莎》都是作者用书信体撰写的，但无论是卢梭还是理查逊，都没有意识到可以用戏剧化的手法对这种小说的形式加以处理。他们让他们小说里的通信者令人生厌地详尽地分析自己的感情，并且冗长地阐述道德和社会问题。故事紧张的节奏给降了下来，作者的声音插了进来。拉克洛却从来不允许故事进展的速度缓慢下来，他对待书里的通信者，就像军官训练新招募的士兵一样严格；他们按照他的命令动作整齐地开步行走。在他手里，书信体小说的形式从来没有这么切合故事的内容，小说的形式和内容结合得从来没有如此紧密。每一封书信既是叙述的手段，又体现了情节的发展。他是书信体小说的集大成者，把这种小说形式运用得得心应手，发挥到后人几乎无从追步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