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秘密

1965年欧申县的干旱百年不遇，干热的夏天里河水快用光了。水位太低，在37号公路桥下的河里流淌的水里，有六分之一源头既不是降雨也不是地下水，而是上游两英里处汤姆斯河化工公司排放的污水。在工厂排污口下游，河水带着颜色，冒着泡，河岸上黏附着奇怪的深棕色霉菌。臭气熏天，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的四个夏天汤姆斯河也都是臭的。新的变化是，臭味不再仅限于河水和汤姆斯河化工厂的污水池。工厂附近橡树岭的居民们拧开自家厨房水龙头就能闻到，他们的家庭用水现在也是臭的了——水是汤姆斯河水务公司输送过来的，它经营着霍利大街附近河边的三口浅水井（包括那两口新挖的井），井在工厂下游两英里半的地方。

最先将龙头里的臭水和汤姆斯河化工厂联系起来的就是工厂的员工，他们很多人都住橡树岭。对他们来说那味道熟悉得令人作呕。他们早从工厂的饮水器里熟悉了那股味道，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工厂的水井就已经被染料废水污染了，而饮水器从那里抽水。几乎没人会去自己厂子的饮水器喝水（至少不会喝第二口），而现在，熟悉的气味又送到家了。

公司的化学工程经理吉姆·克兰就住在附近，在1965年炎热7月里的一天，他在冲澡的时候发现了水的味道，是第一批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对于克兰来说，那一定是一次极其糟糕的沐浴经历，自1959年偶氮染料和环氧树脂的生产线挪到汤姆斯河起，他就一直在试图应对不断增大的各种污染问题。他没有受过环境方面的特殊训练，曾在辛辛那提管理过DDT的生产，主要的工作是提高工厂生产过程的效率。但因为汤姆斯河化工厂没有环境部门，处理工厂激增的废弃污染物造成的各种问题成了他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一部分内容。

瑞士人曾希望稀释能遮掩他们在汤姆斯河里排的污染，就像他们当初寄望于莱茵河和俄亥俄河一样。但正常状态下汤姆斯河每天的平均流量只有一亿两千万加仑（是俄亥俄河流量的五百分之一），气候干热时流量能降到三千六百万加仑。这个流量根本不足以有明显的稀释效果。自从投产偶氮染料和环氧树脂后，化工厂不仅每天向河里直接排放五百万加仑污水，还要从上游抽走至少五百万加仑清洁水用于冷却设备，然后再把它们排回河里。这些“冷却水”经过工厂迷宫般的管道之旅后沾上了硝基苯和其他化合物。而且每天还有二十万加仑掺有化合物的地下水从工厂的土地上流走，通过砂质河岸渗入汤姆斯河。孱弱的水流完全被工业废水的洪流淹没了。

悲剧的苗头几乎在1960年偶氮染料全面投产时就立刻显现出来。工厂出水中的细菌总数出人意料地高（可能是由污水引起的），公司不得不开始给废水加氯，这使得汤姆斯河的“药”味变大了。1960年7月炎热的一天，加氯器坏了，细菌倾泻到河里，导致几英里以外的几个海水浴场关闭。第二年春天克兰提醒老板“到了游泳季会很麻烦的”。——果如其言。那个夏天，州渔业与狩猎部的检查员第一次来到了工厂，随后多次造访。公司的一位经理阿尔·迈耶在陪着检查员看过排污口外丛生的棕色霉菌后，给他上司的记录非常坦率：“我个人非常喜欢在河里游泳，但给我再多的钱也不会下到咱公司出水口下游的水里的。”他这样写道，并预测州政府很快将展开正式调查。他还说：“我认为我们一直在兜圈子，拒绝正视自己的污水处理问题。”

1963年夏天，汤姆斯河化工厂不再兜圈子了。本地报纸报道了河里漂着的死鱼之后，镇子里第一次出现了针对工厂的有组织抗议，一个团体谴责工厂的排放造成海洋生物的死亡，下游几英里外出现了布满伤痕的鲈鱼和比目鱼。这个团体在报道了死鱼事件的当地报纸——《欧申太阳报》——上找到了同盟，加盟的还有菲利普·麦蒙，一位开发商，同时也是凯迪拉克代理商。1949年的时候麦蒙将大部分土地卖给了汽巴公司用来建厂，但他仍保有大约六百英亩临河的土地，现在他抗议工厂的污染毁了他的投资。

汤姆斯河化工厂是否应为下游几英里处的死鱼负责已经无从查起了，但无疑，在它未经稀释的排水中什么也不能存活——尤其是在酷夏。水里没有溶解氧，用鳃呼吸的鱼活不了，而含碳废液中——包括污水和有机物——包含着大量消耗溶解氧的微生物。对本地鱼类和本地渔民来说麻烦的是，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出水中，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繁盛。1963年夏天时，工厂出水口下游处微生物的耗氧速率比上游未污染水域高了十倍，比州政府规定的数值高了三倍。这个BOD（生化需氧量）注1数值相当于将一个三万人口的小城中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的效果。

注1：BOD：生化需氧量，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污水中的有机物的降解过程实际上是水里的微生物消耗氧气，将这些有机物氧化分解为CO2、H2O、、等无机小分子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消耗的氧气总量即被称为生化需氧量。这个数值实质表征的是水体中的可被生物降解的有机物的浓度，因而单位通常为mg/L。——译者

钓鱼的人会捉到一些在河里勉强存活的鱼，它们吃起来有股怪味，当地渔民是不吃的。州渔业与狩猎部（1963年，该部门终于在迈耶做出那个严峻预言两年之后，对工厂展开了正式调查）在接收了多次投诉后组织了一次“尝味测试”，检测在汤姆斯河捉到的美洲白鲈与在南泽西更清洁的马利卡河里捉到的相比味道是否有差异。测试没得出什么明确的结果，有可能汤姆斯河化工厂提前得到了消息，在测试结束之前都尽力延缓了所有“异常或不必要的排放与泄漏”。

面对这个新出现的严重的困扰——公众批评——公司管理层第一次决定公开承认多年来镇上只要有鼻子有眼的人都知道的事实：汤姆斯河化工厂已经污染了汤姆斯河，这条镇子和工厂都因其得名的地标性河流。这次没再狡辩什么“工厂的出水改善了河流水质”。相反，工厂总经理（当时是瑞士人罗伯特·史博拿格尔）承认“我们的废弃物有时会增大河水的色度和药剂味”。他说公司正在考虑建一个“化学修复工厂”以减少污染，但并未承诺那将减少气味和色度。他提醒记者注意，公司每年的工资支出是八百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千六百万美元）, “住在这里的理性的人们，如果希望有一个持续增长的繁荣地区，我们必须明白，周围的环境必然会改变。尽管都向往田园生活，我们中恐怕没人愿意过得像印第安人”。

汤姆斯河镇的很多人倾向于同意他的观点。只有老辈人还记得河水清澈渔业兴旺的年代，他们也同样记得当年大片卖不上价的土地，仰赖禽蛋业和几个费城来的游客苟延残喘的经济。而现在，随着公司劳工数量的增长地价飞涨经济扩张，在1964年公司的员工已经有一千两百多人。新泽西州绝然不会想破坏这场盛宴。州政府不单没有加强排放许可中的限值（众多规定中包括禁止出现“可检出的恶臭”），他们还积极帮助化工厂阻挠民意——鼓励工厂采用“绝对沉默”策略，因为释放任何消息“只会激怒人们，还会为他们提供信息”。州环境部门的一位资深官员罗伯特·肖1963年在一次坦诚的报纸访谈中表达了州政府的整体态度：“关于污染、开放空间、河流，还有其他环境因素，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新泽西还会保持多年以来的状态不变，未来的发展会令他失望的。”

汽巴、嘉基、山德士了解新泽西的情况。他们在汤姆斯河化工厂的投资正在收到回报，没理由把它搅黄了。美国人对亮色的钟情——这种激情的文化传承可以一路追溯到赫拉克利斯在累范特海滨发现泰尔紫的神话——仍旧疯狂。1960年汤姆斯河化工厂每月销售的染料及其他产品价值略高于一百万美元。到1964年销售额达到顶峰四百万美元，产量也同时创造了纪录：每月高于五百万磅。它现在是全美第二大环氧树脂生产商，第五大染料生产商。

这种疯狂增长的后果，吉姆·克兰在1965年一份给罗伯特·史博拿格尔和其他高管的备忘录中做了描述。工厂出水明显使下游八英里之内的河水染了色。在水里和一直通到巴尼加特湾的所有河道底泥里都可以检出偶氮化合物和硝基苯。即便如此，没有迹象表明化工厂在改变它的惯例。史博拿格尔在1963年就吹嘘过的“化学修复工厂”仍不存在；处理固体和液体废弃物的方式基本还是1952年建厂时那些原始方法。唯一明显的变化是随着生产线中加入了偶氮染料和塑料，产量也涨了三倍多，废弃物的毒性更大了。

从商业角度看，公司不愿意治理污染可以理解。工厂能为减排做的任何处理都将削减它的收益。污水池基本都是满的，尽管它们没有防渗膜污水轻易就能渗入砂质土层，尽管它们有一个直通河流的排水口。因为污水池没有额外容量，要想停止向河里排污，哪怕几天，也需要全厂停工。建一个全新的污染处理系统就要停工几个月，投资要好几百万，每年还有运行成本。对瑞士人来说这些无法想象。1964年10月的一个小型罢工就造成了几百万美元的生产损失，此事更加深了他们对停产的抵触。即便是对长期运行有利的短暂清理也是能免则免，因为害怕生产进程减慢。多年来吉姆·克兰一直在力劝高管们回收再利用昂贵而高危的化合物，比如环氧氯丙烷和硝基苯，但始终未果。相反，每天有上千磅的这些化合物涌入或被倒入下水道，流向污水池并最终汇入河流。

但克兰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工厂能对净化河水做点什么，做任何事都行。自1964年年初开始，他和工厂里的其他人开始推动一个大胆的想法，宣称这将一举消除工厂对河水的污染问题。如果成功，汤姆斯河化工厂将不再需要面对恼怒的渔民和不满的邻里；他们的那些抱怨，河水有味有色、死鱼或是臭鱼……都将在一夜之间消失。最重要的是，从工厂的角度说，这个想法很廉价，正是因此，罗伯特·史博拿格尔和他在巴塞尔的老板愿意考虑一下。这个法子要比唯一真实的改变，建个活性污泥处理装置便宜得多，那得花费至少两百五十万的基建费用，每年还要运行成本二十五万，建设期间工厂需要停工几周或数月。

这个想法就是：沿着河建一个十英里长的管道，将化工厂的所有污水——大约每天五百万加仑而且还在增加中——排到大西洋里去。管道要花费将近四百万美元，但其后的运行成本很小。最重要的是，工厂不需要再费心对自己的排水做什么额外的处理，水将一如既往地有毒、有色、有味。史博拿格尔对这个大胆的提议兴奋不已，他指出管道要足够宽（二十八英尺），日处理量要达到一千五百万加仑——给工厂日后加量排放留够空间，甚至可以将过剩的排污容量卖给那些想找地方肆无忌惮排放的公司。

按照现在的标准，将仅仅简单处理过的污水排入近海简直不可想象，但在1965年，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多年来世界各地很多城市都将几乎未经处理的污水和污水中的污泥排入海中，新泽西州北部有六个城市都这样做（有一些城市现在还在这样做，不过通常排海的是经过深度处理的污水）。即便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供私营公司使用的排海管道仍很少有，少数的几个也通常是多年前就经政府批准而不受后来颁布的规定限制的公司。获得新建排污口的许可很不容易。

汤姆斯河化工厂的管理者们不需要担心他们的近邻。镇里对工厂的支持一如既往，地方官员们很欣赏这个污染转移的主意。但巴尼加特半岛上那些临海村镇的反应则截然不同，当地负责人听说一个化工厂要在仅仅离岸半英里的地方倾倒废物勃然大怒。汤姆斯河化工厂主持了一个测试，结论是颜色和气味都会被充分稀释，海滨游客们是感觉不到的，但这无法安抚当地居民。

永远顺从的新泽西州卫生部对瑞士人向来有求必应，1964年秋它给排海管道开了绿灯，这样，唯一的障碍就剩美国陆军工程兵队了。临海的镇子们投诉给了当地新当选的议员詹姆斯·霍华德，他是一位民主党人，对那些在汤姆斯河乡村俱乐部（由汤姆斯河化工厂经营）里和工厂高管们打高尔夫的共和党大佬没好感。霍华德相信陆军工程兵队的许可会延期，当时美国公共卫生署研究了一大批环境问题，包括对蛤及其他海洋生物的潜在影响。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1965年的酷暑仍无解决的迹象。

那个夏天酷热，降雨量偏少，随着河水变少恶臭愈发明显，汤姆斯河化工厂的问题逐渐升级。菲利普·麦蒙，那位在工厂排污口下游拥有六百多英亩土地的凯迪拉克经销商，以向河中倾倒“有毒有害污水”的罪名起诉了化工厂。一周后，因为河里的另外一起死鱼事件，一位州渔业与狩猎部的调查员检查了下游五英里处的一处，看到成千上万的鱼、蟹、鳝们“已死、将死或在求死”。这位检查员，布鲁斯·派尔，指出鱼是因缺氧而死，河水中“耗氧物质的主要来源是汤姆斯河化工厂”。自1961年第一次进行调查以来，渔业与狩猎部一直在要求工厂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派尔给自己的上司写到，应该对公司破坏鱼类栖息地提起指控了。这个案子证据很明显，他预测道。

经历了十五年无拘无束的排放，现在汤姆斯河化工厂四面受敌了。不过公司对这个情形还算应付得了。在那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当地报纸上激烈论战的是，在市政大厅挂联合国旗究竟是表达了国际合作的姿态，还是“共产主义阴谋的证据”（报纸上一篇文章的题目）。相比之下，镇上没几个人密切关注化工厂的问题。汤姆斯河化工厂仍是欧申县经济的巨擘，区域经济急速增长的引擎。公司有权贵作朋友，有长长的员工名录，还有数百万美元的收入来源。这些似乎是菲利普·麦蒙和州渔业与狩猎部难以匹敌的。

这时候，吉姆·克兰从自家的莲蓬里闻到了化合物的味道，突然之间，公司面对的不再是死鱼和愤怒的凯迪拉克经销商了。

环境中的危险化合物不单会影响产业内的工人，还会累及周围的无辜人群，这个想法经历了很长时间才为人接受。帕拉塞尔苏斯认识到邻近的居民也会被作坊和矿井里释放的物质影响，伯纳迪诺·拉马齐尼也发现了。但他们的调查是集中在职业病领域，这基于一个推理，大多数人是在工作场所，而非家庭环境中接触到高浓度、长时间的有毒物质暴露的，这个推理没错。有零星调查试图研究工作场所之外的此类模式，但这种研究很少。1761年，比珀西瓦尔·波特发表烟囱工的阴囊癌研究早十四年，另一位伦敦的医生约翰·希尔发表了“过度使用鼻烟的警告”，文中他记录了两位患鼻癌的患者，怀疑使用烟草鼻烟的人易患此类疾病。

但希尔怎么确定是什么导致了那几例鼻癌？波特怎么去确定？应该怎样去确定？在工作场所认定致癌因素极为困难；在其他环境下也是如此，除了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况，要认定致癌因素都近乎不可能。在邻里之间，或其他非职业场所，有害物质的暴露应该是极少的，研究人员怎么会期望识别出有害物质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呢，尤其还是癌症这种需要经历多年才能发展出来的疾病。确定缓慢发展的疾病在环境中的致病因素，就如同在犯罪现场用污染过的指纹识别罪犯，需要从罪犯逃走很久之后残存的模糊影像中做出主观判断。拉马齐尼观察到的威尼斯玻璃工匠的神经系统疾病就是个例子，它需要多年的时间积累，病因可能完全是铅、砷、锑、汞（工人们四种金属都会接触到）或其他物质的暴露。

这正是流行病学——这个词语于19世纪中叶被创造出来，研究人群中健康与疾病的影响因素——的核心难题。看出来某种化合物可能增大了某个人群患病的风险——威尼斯工匠的神经系统疾病，或德国染料工的膀胱癌——有趣，也可能有用，但这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这一疾病的每个病例都是由这个化合物导致的，因为也可能有其他潜在因素。甚至不能说这个化合物和疾病之间明显的联系是重要的，而不是因某个仍未发现的真正病因引起的巧合，不能这么说。它什么也证明不了。这种不确定性将在工业化学萌芽的时候产生特殊的意义。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兴起，关于环境健康之争的成果将影响全国的经济。

19世纪早期，当英格兰全境工厂涌现的时候，拉马齐尼和波特的后继者们仍在搜寻污染和癌症之间的联系，研究焦点总是在工作场所。这些医学侦探中有一位尤其著名，他就是伦敦医生约翰·艾尔顿·帕里斯，同时还是矿物学家和高产的作家，他五花八门的兴趣包括在法庭辩论中运用医学证据，用各种玩具（从羽毛球到肥皂泡无所不用）教孩子科学原理。1813年到1817年，刚完成医学训练的帕里斯从伦敦搬到了康沃尔郡港口小镇彭赞斯。在那里，他的病人中有铜锡冶炼作坊的劳工。像拉马齐尼一百多年前建议的那样，他花了些时间亲自去调查了那些小工厂，发现附近的农场中“牛和马的蹄子经常掉了，邻近牧场常见到牛用膝盖爬行，它们的屁股上长恶性肿瘤的也不少见”。帕里斯将这归咎于工厂排出的“含砷烟雾造成了恶性感染”，认为也会有人受害。1822年，他写到：“应该注意偶发于熔炼工人阴囊部的癌性疾病，这类似于烟囱工的病。”

但帕里斯是审判程序的专家，他深知由“偶发”、“并不罕见”这些模糊描述支撑起的论据是何等的脆弱，尤其是在这个工业生产即将赚取大量财富的时代。他需要标准更严格的证据，那种有扎实数学基础的证据。这时两位法国人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位是皮埃尔·路易斯，1835年他发表的论文证明了自己和多名医生一直以来的猜测：放血——自盖伦以来体液医疗的主要手段——没有效果。为得出这个革命性的结论，他不再局限于那些轶闻似的单个病例，转而运用他称之为“数字医学”的方法。路易斯分析了一百七十四位肺炎或有相关情况的病人，发现无论放血于何时进行——病程早期或晚期——对病人能否康复、何时康复都没有影响。从他的结果看，使用水蛭“看上去”是关键因素，其实全无作用，甚至有害。

路易斯的工作不仅有助于加速早已苟延残喘的体液学说寿终正寝——1837年仅有七千条水蛭进入巴黎市，这之前是三万条——同时帮助奠定了现代实验流行病学的基础。为证明某个疗法是否真能治愈疾病，或是某种污染是否致病，研究人员需要设计实验来排除其他可能性。像珀西瓦尔·波特或约翰·艾尔顿·帕里斯那样单纯地观察病例是不够的。

第二位起到关键作用的法国人是数学家西莫恩·德尼·泊松，他1837年针对巴黎陪审团裁定进行的研究为现代统计分析奠定了基础。他的创意是对“大数定律”这一简单概念的延伸。大数定律是指：任何一个随机事件的结果是无法准确预测的，但如果你在相同条件下对这个事件重复足够多次，并且如果这个事件可能的结果数量是固定的，那么这些结果的集合是可以准确预测的。比方说，要预测抛一次硬币的结果，有一半的可能会猜错。但如果你预测百分之五十的结果是头像朝上，然后扔一百次硬币，这个预测很可能就是准确的，误差上下几个百分点。如果你抛两百次硬币，结果会更接近于百分之五十。实际上抛硬币的次数越多，你最初做的百分之五十的预测就越准确。

西莫恩·德尼·泊松将这个简单的概念推广到了事件发生的机会很多但实际发生很少的情况中。（例如交通事故：某人在某天可能遇到交通事故的概率很低，但每天会发生很多起交通事故，因为坐在车里的人是很多的。）泊松发现如果事件整体的数量足够多，则不单可以预测抛硬币这样的结果，还能预测马车事故、陪审团僵持或者罕见病这样一些不常见事件的“正态”分布，或者说随机分布。“泊松分布”的价值尽管过了很久才被广泛认识到，但它后来成了流行病学研究的重要突破。统计员可以用泊松和后继者们研究出来的那些公式，分析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中某个看上去病例数异常的疾病——例如，苯胺染料工厂中的膀胱肿瘤——以此来确定究竟有多大的概率，这种疾病表现出的聚集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因某些特定环境因素而发生的病例集群。

但是，在泊松的创见中有一个难题：只有当存在足够多的病例，建立了“正态”随机分布之后，才有可能确定地说某个疾病的聚簇不是随机发生的。如果探讨的是罕见癌症，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当分析中仅包含几个病例时，基于大数定律的预测基本就是猜测了。另外还有潜伏期这个干扰：如同珀西瓦尔·波特在他对烟囱工的研究中提到的，在诱发癌症的事件发生后，往往相隔多年肿瘤才会长得大到可以确诊。行凶多年之后，怎么可能准确地识别出那个罪犯呢？何况压根没人知道肿瘤形成的原因和过程。正如皮埃尔·路易斯指出的，只有排除了其他可能性，才能确定致病因子。在约翰·帕里斯认定的“含砷蒸气”中，究竟是哪种具体的成分使康沃尔的工人们染病的呢？或者，疾病会不会完全是因其他什么东西引起的？再者，如果有足够多的病例参与统计，泊松分布会不会证明疾病表现出的聚集只是偶然性的？

所以，要想通过观察病例分布模式来明确地识别致病因素，路易斯和泊松新提出的“数字医学”的实践者们不单需要通过分析消除其他可能因素，还需要证明表现出的模式并非偶然现象。这些都是难以逾越的屏障，尤其在所研究的疾病比较罕见且病程缓慢的情况下，而大多数癌症均属此类。在各种数学技巧的进步中，流行病学统计的出现无意中增大了病案调查的难度，汤姆斯河镇的癌症病例分布模式就很难确定。这也使得医学研究人员有更大的动力去转而关注发展迅速的传染类疾病。很快他们就都转到那个方向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吉姆·克兰的发现——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危险废弃物已经污染了镇上的公共供水系统——引发了一场危机，尽管喝水的人们都还被蒙在鼓里。1965年8月中旬，工厂知道了偶氮染料废水已经污染了水务公司的三口浅水井（它们大约七十英尺深），它们的客户是镇上全部七千户家庭和公司。但没人通知用户他们喝的水被污染了。没有预警，没有报纸大标题。汤姆斯河镇的生活还在继续，不幸的是天气依旧炎热干燥，居民们喝的水比以往更多，哪怕水有时有味。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只有两家公司，他俩是老朋友了，一向紧密合作，互相信任：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和汤姆斯河化工公司。

多年来，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化学家们都在协助水务公司分析城市饮用水的供水水质，因为“瑞士制造”的化学家专业性远胜于小水务公司能招到的任何人。水务公司一直在奋力满足飙升的用水需求，十年间它的客户基数翻了两番。热天里它每天从四口井抽两百万加仑以上的水，其中三口井都在霍利街附近的汤姆斯河岸边。

早在吉姆·克兰从莲蓬里闻到化合物味道之前，水务公司就知道水有问题，至少霍利街上的三口井有问题，而其中两口井还是新打的呢。根据1965年3月23日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的内部报告，其中一口井有强烈的臭味和明显可见的污染——报告中将其称为“污水”，于是公司向水里大量加氯（投加的剂量大到以现在的标准看有安全风险）来淡化颜色。干旱的夏季使得这个情况更加糟糕。随着夏季需水量的加大取水率自然上升，但没有降雨补给地下水。霍利街的水井只能吸收更多污染的河水，正因此，七月份的时候，克兰在橡树岭家里的龙头中闻到了染料废水的气味。克兰和手下们迅速搜集测试了邻近地区经不同管路送来的水样，然后，在水务公司的允许下，测试了霍利的水井。

两周后，8月中旬，汤姆斯河化工厂告知了水务公司化学家们在镇子的饮用水中都发现了些什么：染料化合物，遍布他们检测过的每一处。1965年的分析手段仍很初级，但汽巴跟苯胺染料打了近一个世纪的交道，它的化学家们知道怎样搜寻水中苯胺类分子的踪迹，即便仍不能很清楚地区分相似的分子。除了毒性已在19世纪70年代的工业中毒中广为人知的苯胺，结构相似的分子还包括当时已被认为可能致膀胱癌的对二氨基联苯，以及还原染料生产中的“血液”——高毒的硝基苯。为检测饮用水供水系统中的染料浓度，他们设计了一种检测各种他们称之为“重氮化胺”（因为它们是偶氮生产的组分）的物质的方法。

化学家们发现，污染物不可小觑。井水和管道中“重氮化胺”的浓度范围是5—7 ppb, 后来最高到了160 ppb。在上世纪60年代，并没有此类物质在饮用水中的限值，它们太罕见，也难以检测。不过按现在的标准，这些水污染很严重。例如，现在的环保局饮用水标准中要求对二氨基联苯不能超过1 ppt——比1965年汤姆斯河河水中检出的芳香胺的最低值要低五千倍。

染料废水进入供水系统只有一条路线。一定是汤姆斯河化工厂将废水排放到了汤姆斯河中，然后污水沿着砂质河岸进入了下游两英里处霍利大街岸边的三口浅水井中，接着汤姆斯河水务公司把井里吸入的污水抽了上来，并最终把这些水送入了全镇七千多户浑然不觉的客户的厨房水龙头里。

不出两个礼拜，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化学家们就明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并解释给了水务公司——秘密地，这是当然。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经理罗伯特·斯奈德本可以关闭水井作为回应，但他没这么做。因为大量游客涌入，八月的用水需求非常大，而这个八月是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镇子正在急速增长，而对于一个地方形象和地产价值意味着一切的镇子来说，一个新的潮流是要拥有绿油油的草坪。关闭水井？凭什么客户们突然之间只能凑合着用不到日常一半的供水？不跟他们解释清楚这个，别想关了霍利街的水井。水务公司和化工厂需要面对的尴尬问题还有，镇上的人们早茶呷着有毒的化合物究竟有多久了？为什么他们之前什么都不作为？

井仍然开着，继续保持满负荷运转，镇上的人们依旧毫不知情地喝着污染了的水。水务公司给霍利街的水井加了过滤器，化工厂在劳工节那个周末前所未有地降低了产量，那时饮用水的需求最大而河里满是渔民。这两项应急措施很快就弃置不用了。化工厂重新恢复了满负荷生产。而水务公司在确认他们的过滤器没用之后就不再过滤了——化工厂的分析显示，重氮化胺浓度丝毫没有降低。到了十月份，终于，水务公司悄悄关闭了两口霍利街的水井。当时天气已经转凉，用水量下降，没人会注意到水压的降低。即便这样，水务公司还是保留了霍利街的一口水井——胺浓度最低的那个。依旧，客户们一无所知。

汤姆斯河化工厂和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合力在1965年保住了这个秘密，但1966年的夏天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它们要想办法把臭味压下去，同时把水流保持住，而且是在整个夏天，不单单是一个八月。当这两家公司秘密地设计着解决方案的时候，华盛顿特区送来了期待已久的礼物：来自美国陆军工程兵队的汤姆斯河化工厂排海管道建设许可。许可附加了几个条件，其中之一是二十八英尺宽的钢质管道内外都需衬以一层煤焦油制成的厚釉——要知道排污管中装的东西同样来自煤焦油，这个选择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涂层本应是防渗的，从后来发生的事看事与愿违。）

许可证在手，化工厂迅速行动。1966年一月他们就击败了几个海边村镇提起的诉讼，选定了承包商，买好了工程用的十英里钢管，这花了将近四百万英镑。到三月，工程已经开工。同时，水务公司和化工厂的律师与主管们在秘密协商对策，想办法在这个夏天能瞒住用户，不让他们知道喝的是染料废水。这次，他们又走运了，化工厂的测试证明，投加二氧化氯后改善了饮用水的气味和口感，还将“重氮化胺”的含量从100 ppb降到了20 ppb左右——仍远高于现在的标准限值，但是个很大的改善。加那么多氯进去让人们很难闻到污染的味道。而且，加氯设备很便宜，基建费用只有两千美元，每天的投加成本就十五美元。只要这个方法能够悄无声息地补偿水务公司，不用承认错误，化工厂乐于承担这个费用。

他们的运气还在继续。1966年的夏天比前几年都凉爽湿润，加氯设备运行良好，没人抱怨饮用水的味道。7月11日，在经历了一些小波折之后——比如5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的管子从码头掉了下去，在巴尼加特湾漂来漂去——排海管道开始运行了。

即使在分流到大西洋以后，汤姆斯河化工厂的染料废水仍会进入河里。工厂每天仍旧从河里抽取一千万加仑的水用于冷却，然后将不那么干净的冷却水回灌给汤姆斯河。而且，工厂已经往自己的砂质土壤中倒了那么多废物，它还将继续这样倒二十几年，每天，仍有大约二十万加仑的含化合物废水渗入土壤，进入河流。不过，在经过十四年，排放了超过一百亿加仑废水之后，直排污水——这个工厂对河流掠夺的最明显证据——总算停止了。州渔业与狩猎部计划中对化工厂的控告也撤回了，它的管辖权不包括海洋。

汤姆斯河化工厂和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共有的秘密保住了，1967年2月，它们正式签订机密协议达成共识。化工厂同意赔付水务公司四万五千美元，作为在其他城区钻井和给霍利街水井加氯（每天五十美元）的费用。而水务公司给化工厂的，恐怕远远更有价值：免于承担责任。秘密协定的最后一条这样说：“汤姆斯河水务公司至此同意免于对汤姆斯河化工公司因过去或未来因使用霍利街水井而造成的问题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刑事责任，也不索赔或要求任何金钱与损失赔偿。”

还有几个小问题需要了结，汤姆斯河化工厂很快就把它们处理了。到1967年年末，公司和老对头，在河边有土地的凯迪拉克经销商菲利普·麦蒙做了了断。麦蒙在置换了土地并拿到五万两千美元赔偿后撤销了他的指控，公司在和解中坚持要求麦蒙发表一个公司不再污染河水的声明。公司以三万五千英镑的价格买下了邻近的卢克农场。那里曾归传奇人物汤姆·卢克（一说汤姆斯河镇得名于此）的后人所有，已经破落了。汤姆斯河化工厂在1965年圣诞前的资产强制拍卖中买下了这片土地。随着这块地到手，连同麦蒙置换的土地，公司现在有了更大的缓冲区，而且新近达成的协议免去了它多年污染的责任。在那片由密林守护的城堡中，公司不单安然度过了它的第一场风暴，还为未来二十余年的化工生产与污染排放打好了基础。

河水的污染刚刚露出端倪就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河水现在看上去清了，饮用水闻着也比从前好了。工厂的烟囱只在晚上冒烟，污水从四十五英尺深离岸半英里的排海口一泻入海再看不见。汤姆斯河镇的人们对工厂不再介怀。本地报纸提起它时通常是因为慈善项目，而不是环境矛盾。镇上还会有人再发现饮用水的污染吗？看起来不会了，而且即使真有人提起，汤姆斯河化工厂似乎也不需要承担责任了。上面两个推定最终都被证明是错的，但当真相浮现时，没人会想起霍利街那几口被污染的水井。到时候，镇子将成为喧嚣骚动的中心，相形之下，1965年到1966年时的情境真是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