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冰激凌店

第一章 海盗

关于汤姆斯河镇的第一个未解之谜是，如果“汤姆”确有其人，他究竟是谁？可能是探险家威廉·汤姆上尉，他在1664年参与了将荷兰人赶出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的战斗，然后靠做大英帝国的收税员发了家，辖区在刚成立的新泽西州的南部荒野。也可能是一个叫“老汤姆”的印第安人，他在独立战争期间住在河口附近的悬崖上，同时刺探美英两国的商船，谁给他贿赂的钱多就给谁情报。

住在汤姆斯河镇的人们以无穷的想象力创作了自己中意的故事，在他们的版本里，没有重税，也没有贿赂。尽管有人质疑其真实性，但故事被铭记在公园牌匾上、地方志中，甚至出现在有点顺口溜性质的广为流传的小镇《老民谣》里。在这个故事里，大约在1700年前后，一个名叫托马斯·卢克的人独自去往新泽西州中部的茂密松林，在海湾附近一条小河的北岸定居下来，后来这条河以他的名字命名。此人与当地土著相处融洽，被称作汤姆·帕姆哈（德瓦族语意“白人朋友”），后来娶了酋长的女儿，安公主。

当初他们的小屋所在的位置现在延伸成了镇子的主路，路的尽头是一家银行，曾被称为汤姆斯河第一国民银行。在破产之前的十几年中，第一国民银行随意放贷，使得小镇迅速扩张，1991年，银行在几百万美元不良房地产贷款和储户的疯狂挤兑中破产。它的倒闭蔚为壮观，无可质疑，是新泽西州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同时也预示了当地即将到来更大的危机。不过这些就没有铭牌或是民谣来记录了。在汤姆斯河镇，历史经常是可交易的商品。

在20世纪50年代化工厂入驻和小镇的高速增长开始之前，汤姆斯河发生的最大的事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了。独立战争前，因为地形独特，小镇是三流海盗的天堂。大西洋和巴尼加特湾之间有一条狭长的水道，叫克兰伯里入海口，是新泽西海岸线上少有的船只可以躲避风暴的地方。不过开到入海口里面躲避风暴的船只就成了当地地痞的盘中餐，他们开着捕鲸船溜出汤姆斯河，袭击商船盗抢货物，再逃回浅滩躲避。另一类收获颇丰的消遣活动是掠夺失事船只。要是自己搁浅的货船不够多，“有胆识”的当地人会“帮帮忙”，比如在岸边的其他位置打灯光迷惑那些正在寻找入海口的舵手。

独立战争临近，这些下作的手段突然不但合法化了，还成了爱国主义行为。汤姆斯河的男人们和夺取了英国船的私人武装合谋，兴致勃勃地追逐英国船只，在镇子的广场上拍卖他们的战利品。英国人1781年进行反击，烧毁了镇上的制盐厂。但这之后英军供给船的损失更大，于是第二年英军烧了整个镇子，包括全部十五栋民宅，新建的制盐厂和酒馆。在现在汤姆斯河镇中心赫迪公园的位置，上尉约书亚·赫迪带领二十五个民兵在一排围栏后面进行了反抗，试图阻止进攻，无奈寡不敌众。保守党的报纸描述了这次突袭后的溃败:“这个所谓的‘镇子’一共十几户人家，除了强盗就是海盗。镇子上有一个谷物磨粉机，有一个堡垒被烧毁了，还有一个铁质加农炮打坏了掉在河里。”赫迪被捕，囚禁于一条铁船中两个月后未经审判就被处以绞刑。当时双方正在巴黎进行停战和谈，这次处决是重大外交事故，激怒了乔治·华盛顿，甚至导致巴黎和谈暂时停滞。

其后三十年，多佛小镇的人口增加了三倍，“强盗”们也逐渐改邪归正（2006年该镇才正式定名汤姆斯河镇，但其实这个名字众所周知）。因为有两个酒馆，一个沿海驿道上的驿站，这个繁忙的港口因商业而兴盛起来。不幸的是，1812年，一场风暴封锁了克兰伯里入海口，断了小镇的财路也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汤姆斯河镇再次变得无足轻重，这种情形直到一百四十年后才再次改变。其后一个多世纪，镇子的人口保持在三百以内。20世纪20年代，来自费城和纽约的消夏游客们开始带动其周边的复苏。而汤姆斯河镇仍在这个区域的中心沉睡，是名副其实的一潭死水。1920年，欧申县面积约九百平方英里，人口约两万两千人，其中三分之一生活潦倒。他们中大部分是农民或手艺人，更加富裕的地主屈指可数。

安于与世隔绝，镇上的人们在松树林里打打猎、海湾里捞点鱼、在河上扬帆。一代又一代，相同的家庭重复相同的安定生活，遵循永不变更的等级结构。马西斯——最有权势的家族——住在小镇主道的白色大宅中。托马斯·A·马西斯，人称“汤姆船长”，海员退役后做了汽车经销商，他和他儿子，外号“钢铁马西斯”的威廉·斯蒂尔曼·马西斯控制了欧申县共和党委员会近五十年，在一战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间，他们的铁腕控制着镇和县政府的任免。而且，父子轮流在新泽西州参议院担任欧申县的议员。

汤姆斯河镇的每件东西、每个人都各安其位。任何重要的事，都是早已安排好的。海盗式的生活已然终结。

那个改变汤姆斯河，重塑全球经济的宏伟创想1856年诞生在一间阁楼实验室里。实验室的主人威廉·亨利·珀金年仅十八岁，还和父母住在伦敦东区，在学习化学，小有所成。当时是复活节，利用假期时间，珀金照着他老师，皇家化学学院化学家奥古斯特·威廉·冯·霍夫曼的建议进行了一些煤焦油实验。

霍夫曼对煤焦油化学性质的了解无人能及，而谁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可以说，它是工业废物中分布最广的。19世纪中期，很多欧洲和美国的城市都用煤气和焦炭代替了蜡烛、动物油脂和木材作为主要的光热源和烹饪燃料。煤气和焦炭都是煤炭在缺氧状态下高温燃烧获得的，这个过程同时会产生黏稠而难闻的棕色液体，这种液体看上去很像给木质船舶做防水的松焦油，被称为煤焦油。但不经蒸馏，煤焦油密封性能不佳，还有毒，因而不易处置。直接烧掉会产生有害的黑烟，填埋后周围会寸草不生。通常只能将它倒在露天矿场或是排水沟里，也不是很好。但霍夫曼相信煤焦油可以变成有用的东西，这位来自德国黑森的移民对实验有无穷的耐性。在皇家化学学院，他作为项目主持人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煤焦油的不同成分会在不同温度下蒸发出来，霍夫曼据此花费多年时间分离出了多种组分。19世纪40年代，他的成果促成了木材“浸渍”产业：铁轨枕木和电线杆浸泡在煤焦油中分离出的木馏油中后可以防止腐坏。但木材浸渍中用不到煤焦油组分中更轻质易于挥发的组分，它们还是无用而有害的——事实上毒性还大于未经蒸馏的煤焦油。所以霍夫曼和他的学生仍在继续研究。

年轻的威廉·珀金就是这些学生之一。霍夫曼让他做的工作包括将煤焦油中的一些主要成分上的含氮基团分解为胺。霍夫曼知道，奎宁也是一种胺，和煤焦油中包括石脑油在内的几种组分结构很相近，而奎宁是当时唯一能治疗疟疾的药物，对大英帝国至关重要。他也知道，只有秘鲁的金鸡纳树的树皮能生产奎宁，因此这药极贵，而且不易获得。要是石脑油或者煤焦油里其他什么没用的成分能够合成这个神奇的药物呢？霍夫曼认为这个想法不太现实，但觉得对他那个年纪轻轻的得意门生，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项目。

珀金和导师一样沉迷于实验，他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挑战。工作从复活节假期开始，当时霍夫曼在德国。在自己家阁楼上那个简陋的实验室里，珀金打算试试甲苯——煤焦油中的一种有毒成分，它后来在汤姆斯河镇扮演了重要角色。珀金分离出了一个衍生物，N-烯丙基对甲苯胺，试图在重铬酸钾和硫酸的混合液中将其氧化为奎宁。实验结束的时候烧瓶里有一种红黑色粉末，并非他预期的澄清药物。他打算用结构更简单的苯胺再试一次，苯胺是苯的衍生物，苯也是煤焦油的一种组分，后来变得臭名昭著。再一次，珀金将苯胺和重铬酸钾、硫酸混合在一起，还是不行，这次在瓶底的是黑色粘稠状物质，显然不是奎宁。

但当珀金把黑乎乎的东西从烧瓶里弄出来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在烧瓶的最底下有一种亮紫色的残留物，这东西紧紧地附着在瓶底，颜色鲜亮。更有趣的是，当他用酒精清洗附着物的时候，紫色完美地转移到了他用来擦瓶子的棉布上。无意中，珀金发现了苯胺的分子魔法。苯、甲苯和其他煤焦油组分都是无色的，因为它们吸收的是人眼不可见的紫外光。但如果这些芳香烃在酸性环境中生成了苯胺或其他胺类，再进行几步反应，新合成的分子就会高效吸收可见光波段的光子。年轻的化学家并不知道这颜色为何如此艳丽：分子中各个电子键的结构决定着分子对特定波长光子的吸收能力，这一点还要再过五十年才会被人类发现。他甚至都不知道他合成的是什么：他合成出的新化合物的确切结构要到20世纪90年代才能确定。但珀金只需要一双眼睛就知道，他瓶子底下的这个东西大有用处，特别是当他看到棉布上的漂亮颜色以后。几个月前珀金和一个同学试着合成用于纺织品的染料，失败了。现在，他想要合成疟疾药物，却得到了染料。他知道，如果能生产出第一个用于丝绸、棉布和其他织物印染的人造染料，是会发大财的。年轻人心里想，实验失败也许不是坏事。

染料业一直都是非常大的产业。给自己的身体披上颜色是人类的原始冲动。从印度到美洲，古代文明都用从木材、动物和花朵中提取的颜料给自己的皮肤或衣服染色。而且，古代最高贵的颜色就是泰尔紫。它只能从地中海东部的骨螺和其他某几种海螺的黏膜分泌物中提取。紫红色染料价格昂贵，因为它不单炫目，而且极其罕有。基本上每只骨螺只能在刚被捉到时产生几滴染料。这种颜色的起源很传奇，据说是大力士赫拉克利斯发现的。希腊神话描述，这个英雄发现自己的狗在咬过黎凡特海边的贝壳后嘴被染成了紫色，他觉得这个颜色很高贵，就给腓尼基王进献了一件紫色的长袍。腓尼基王立即宣布这种颜色是皇室的象征，泰尔便成了古代骨螺染料生产的中心。所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尤里乌斯·恺撒在罗马议政大厅被布鲁图刺杀时，穿的是他的泰尔紫的加冕长袍。同样，十三年后阿克提姆海战时，克里奥帕特拉的皇室帆船被染成亮紫色。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他们建立起来的详细的骨螺养殖与染料生产系统不复存在，紫色也一同消失了。随后的一千年是灰、棕、黑的世纪。（唯一的例外是君士坦丁堡的一间有着华丽的紫色墙壁的内庭，那里是拜占庭王室子嗣出生的地方，在那里出生的孩子被称作“紫衣贵族”，所谓“佩紫而生”。）直到中世纪晚期，新的染料产业才出现，天主教的枢机主教们得以披上由小小的胭脂虫的壳染制的猩红色的长袍，地毯纺织工开始用原产印度和巴西的巴西木做染料织出鲜艳的红色。紫色也有，大部分是苔藓提炼，颜色寡淡还容易褪色。而恺撒和赫拉克利斯的紫红色，权利与财富的颜色，那个色彩之王，则仅存于传说之中，不在染匠的调色板上，它消失了。

然后，突然之间，它出现了，紧紧地粘在十八岁少年威廉·亨利·珀金的玻璃烧瓶底上，和海螺没什么关系。不出六个月，珀金注册了染料生产专利，离开了皇家化学学会（不顾导师霍夫曼认为他太鲁莽的反对意见），投身于染料生产，他将那个颜色称为泰尔紫。后来，他又将其改名为珀金紫（Perking's mauve），又叫苯胺紫，因为这是化工合成的第一个商业产品，这个名字终将载入史册。最初珀金和他哥哥托马斯在自己家顶楼的实验室里合成染料，后来换到了他们家后院，最后迁到了伦敦郊区邻近大章克申运河的工厂里。珀金兄弟很幸运，1857—1858年间，英法的沙龙里浅紫色正时髦。法国人叫它淡紫，那是法国的欧仁妮皇后和她的密友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都喜欢的颜色。而珀金的新颜色不单比他们法国同行从苔藓中辛苦提炼的淡紫色更亮丽，价钱还便宜。多亏了他，时髦女性能穿得起欧仁妮皇后喜欢的颜色，于是，1858年她们就都穿成了这个颜色。欧洲的染料坊都惊觉了，开始恶补苯胺化学工艺研究，同时向伦敦派去代表，和珀金协商要买他的生产秘方。

密切注意珀金的成果的人中，包括两位来自瑞士巴塞尔的同行。一个是约翰·鲁道夫·嘉基-梅里安，他的家族在巴塞尔做植物染料生意已经四代，一百多年前的1758年，他的曾祖父约翰·鲁道夫·嘉基-格穆绍伊斯建立了这个公司。另一个是嘉基的竞争对手亚历山大·克拉维尔，他刚到瑞士不久，是法国人，选择巴塞尔定居是因为这个城市的战略位置：它在莱茵河边，紧邻德法两国，是一个纺织品贸易的中心。嘉基-梅里安和克拉维尔都着迷于珀金在苯胺化学上的突破和产生的廉价而鲜艳的染料。当1858年第二种苯胺染料诞生的时候，他们坐不住了。新染料是淡红色的，称作品红，或洋红，生产成本比珀金的苯胺紫还低。

对嘉基和克拉维尔来说，山寨珀金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这个英国年轻人在除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没有申请到专利。而且，就算有专利，在巴塞尔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瑞士不执行专利，也不视化学反应过程为需保护的知识产权，这种状况五十年后才有所改变。（愤怒的法国人把瑞士叫“造假之国”，更愤怒的德国人则叫它“海盗国”。）嘉基和克拉维尔根本没想过和珀金协商，珀金和太多人讨论过他的方法，基本上是尽人皆知——至少在没有专利的瑞士是这样的。1859年底，嘉基和克拉维尔各自在莱茵河的运河边建起了自己的苯胺染料生产车间，彼此仅相隔几英里。借此，两家公司后来得以跻身于世界最大化工公司的行列。而且若干年后，他们成了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工厂的合作伙伴，这个工厂地处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这个镇子有着自己的海盗历史：汤姆斯河镇。

其后十年，沿着莱茵河，德国和瑞士境内生产苯胺染料的工业如火如荼，起先是紫、红和黑，后来就五彩斑斓，这个产业将一个个家族企业变成了跨国巨擘。到1870年，借着新技术合成染料的东风，大部分将在未来一个半世纪中掌控化工工业的企业已成长为跨国公司。

包括嘉基、拜尔、赫斯特、爱克发（Agfa是“苯胺生产公司”的首字母缩写），还有他们中最大的：巴斯夫，取自“苯胺与碳酸钠生产厂”。亚历山大·克拉维尔的工厂也很成功，特别是他1873年将其售出之后。十一年后公司更名“巴塞尔化工公司”，简称汽巴。巴塞尔的第三大染料制造商山德士随后在1886年加入了染料产业。

这些大公司的成功始于盗用珀金的宏伟创想，却不仅限于此。其后更重要的决定是跟随珀金的导师霍夫曼的直觉，彻底分离煤焦油，为它的各个组分——不仅是苯胺——找到利用价值。继苯胺染料之后，以苯为干基，从甲苯生产品红，从蒽生产红色，从苯酚生产粉红，从萘生产靛蓝。这些碳氢化合物是有机化工工业廉价而充裕的砖瓦。在化学制造的新世界里，碳氢化合物至关重要，如同在生命体的化学反应里碳元素和氢元素不可或缺。碳原子和氢原子生成分子的时候倾向于形成稳定的环状或长链状结构，这样原子间通过共用电子形成的键更牢固。四十亿年前，这些牢固的碳氢键使得地球的原生汤中演化出了长链有机物——氨基酸、DNA和蛋白，生命得以出现。现在，借着煤焦油中碳氢聚合物的模板，化学家们开始构建一个新材料的世界，比大自然提供的更强大，更迷人，也更廉价。

先是染料，然后是涂料、溶剂、阿司匹林、甜味剂、泻药、洗涤剂、墨水、麻醉剂、化妆品、粘合剂、显影剂、防水膜、树脂和早期的塑料——都是人工合成，出自化学工业的源头——煤焦油。德国的鲁尔山谷因为烟煤储量丰富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工业中心。英国的讽刺杂志《喷趣》1859年的时候还在讽刺说“紫色麻疹”是一种时尚传染病，应该用“一剂嘲笑”治疗；到了1888年却为苯胺工业唱起了赞歌，只有一丝嘲讽在里面：

 

美丽的焦油啊，你是辉煌的产物

是黑煤和黄气灯的产物

是无远弗届的现代科技的产物

煤气厂的焦油啊，美丽的焦油！…

油、脂、酒和蜡，

还有那些美丽的颜色叫苯胺；

从膏体到星体想要啥做啥，

从那黑黑的煤焦油里，只要你知道配方。

 

到19世纪末，化工生产终于不再局限于煤焦油化工，工艺流程被改造为以石油或其他物质为原材料，从而生产出从丙酮到X-射线底片在内的一大批极为成功的产品。汽巴公司甚至买下了阿尔卑斯的油页岩矿作为新的原料。从巴塞尔起家的三个巨型化工公司（汽巴、嘉基和山德士）在美国建立了一个生产染料和其他产品的联合体——1920年先落户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1952年又安置在了汤姆斯河——至此，这个行业证明了自己可以合成现代社会需要的几乎所有的物质。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只要别太在意生产过程会留下什么。

约翰·鲁道夫·嘉基-梅里安和亚历山大·克拉维尔首先把苯胺合成带到了莱茵河畔，却不是第一个面对其后果的。这个荣耀属于一个鲜为人知的嘉基公司管理人员：约翰·雅各布·穆勒帕克，1860年他租用了一个嘉基的场地，建工厂大张旗鼓地生产苯胺染料。随后发生的故事和一个多世纪之后汤姆斯河镇发生的事出奇地相似。穆勒-帕克自己投产建工厂的目的显而易见：1860年时品红比珀金紫赚钱。品红不仅是优质的红色染料，同时还是生产很多染料的中间体。和苯胺紫类似，这些染料是将苯胺与氧化剂混合生产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珀金是用硫酸，而生产品红用砷酸。这种无色的酸溶液和三氧化二砷一样有毒，三氧化二砷又名砒霜，这个传奇毒药在文艺复兴时期是贵族们钟情的谋杀工具。

生产品红需要大量的砷酸，但染料的生产效率很低，其中大多数砷酸最终以废物的形式排出。后来一位化学家说：“在砷酸的作用下……参加反应的苯胺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生成了有用的、可溶性的显色物质；剩下的苯胺则变成了不溶于水或稀酸的树脂类物质。这里面究竟有什么还不能确定，但它们的总量比生成的品红多好几倍。”换言之，这个利润惊人的新工艺产生出的有毒废物比有用产品多得多，但没人知道废物里究竟有什么和怎么去除。一个多世纪之后，在汤姆斯河，依旧如故：汽巴-嘉基公司仍沿用1860年穆勒-帕克粗暴的排污方法——将未经辨别不加处理的废物倾倒在工厂的露天矿井和无防渗措施的排污池里。

穆勒-帕克的品红供不应求，所以1862年嘉基建了第二个苯胺工厂，同样也租给了他。新厂更大，需要更多的砷酸：一天两百公斤，也就是四百四十磅。一个排污池根本不够（即使是一个没有防渗措施的漏得跟筛子似的污水池），所以穆勒-帕克又加了个排放方法，这个方法一百多年后在汤姆斯河也用了：把含砷废水排在附近的河道中，穆勒-帕克是排在了厂子旁边的通向莱茵河的运河里。在伦敦郊区，珀金也干着同样的事，只不过量小点，砷少点。尽管量小，污染还是很明显，邻居们看看河里的水就知道珀金今天生产的是什么染料。

嘉基公司的工厂不是在荒郊野外，而是在一个繁华城市的中心地带，而且这个城市一向注重公共健康。1863年5月，为巴塞尔市政府工作的化学家弗雷德里克·高贝尔斯莱德检查了穆勒帕克的两家工厂和亚历山大·克拉维尔的厂子，指出其工作环境危险，排污有害健康。（高贝尔斯莱德检查前没有告知工厂，这和一个多世纪后汤姆斯河发生的情况有着鲜明的对比。）检查过九个月后，市议会要求穆勒-帕克停止向运河排污，同时禁止克拉维尔生产任何苯胺染料。克拉维尔起初无视禁令，后来就去城外市政府管不了的地方另建了一个新工厂（汽巴公司一百五十年后仍在运行该厂），问题是，这个工厂就在莱茵河边。公司的官方历史记录如下：“紧邻河流以便排放污水和处理废物已经成为染料生产至关重要的条件。”而当穆勒-帕克受制于禁令，打算把废水排到莱茵河的一个支流中时，遭到了市政府的否决，因为那条河水量太小。他急于恢复最大产量，又提出将所有的废物装在桶里再往河里倒。这个方案也被否决了。

当时穆勒-帕克还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那些废弃物使得工厂周围的居民染上了重病。巴塞尔的居民们从浅井打水，其中一些井离工厂很近，而穆勒-帕克已经往厂里没加防渗膜的排污池里倒了两年废水了。1863年，一名铁路工人喝厂区附近井里有污染的水后生病了。第二年工厂旁边一户人家的园丁兼女仆喝了污染的井里打出的水泡的茶，也病了。这家的主人是个有钱人，请了高贝尔斯莱德来调查。化学家分析了井水后报告城市健康机构，水里的砷“浓度太高，水质应定为有毒，呕吐等症状显然是因此造成的”。他还注意到井水微黄，有种“说不出来的、奇怪的、有点恶心的味道”——那种味道很恶心，但难以描述（一个多世纪之后，类似的模糊字眼被用在了汤姆斯河上）。然后高贝尔斯莱德检测了工厂的排污池、土壤，甚至邻近的运河中的底泥，测到的每个地方都被污染了。根据他的报告，1864年市政府要求穆勒-帕克的第一个工厂停产。市政府还代表受害者（当时已经变成了七名）起诉了穆勒-帕克。经过八个月庭审，1865年3月他被判犯有严重过失，处以大笔罚款，同时赔偿受害者和周围土地的所有者财产损失，甚至还要为周围的邻居提供清洁的饮用水。高额的罚款和耻辱都令穆勒-帕克难以忍受，判决过后几个月他就搬去了伦敦。

但苯胺染料生意仍旧如火如荼，工厂的所有者——嘉基公司——不会让穆勒-帕克的工厂闲置的。他们接手了染料生产，约翰·鲁道夫·嘉基-梅里安想法让市政府同意了他的废物处理方式：建一条六千英尺长的排污管道，把废水排到莱茵河去。后来排污管来不及排了，嘉基的工人们开始在半夜偷偷到巴塞尔的中桥去，将一桶桶的废水倒入滚滚的河水中。因为莱茵河是向北流的，而巴塞尔又是个边境城市，嘉基，还有克拉维尔的废水就离开瑞士，成了德国的麻烦。自此开始，全世界的化工生产都在使用这同一种排污策略。他们会首先倒在自己的土地上，因为那永远是最便宜的选项，然后如果官方禁止了这个选项，他们就会把废水倒在附近面积最大流速最急的水体里。瑞士和德国大型化工厂的很多厂房都建在欧洲最宽最急的河边，珀金的小工厂临着通往泰晤士河的运河，这些可不是巧合。

到19世纪80年代，强大的莱茵河也不能再彻底稀释染料公司倒进去的碳氢化合物了，鲑鱼和其他曾在河中繁盛的鱼类都消失了。1882年巴塞尔大学的一名化学教授把鱼放在笼里沉到莱茵河的不同河段，以此证明了染料废水对鱼有害——这很可能是第一个涉及野生生物和工业污染的对照试验。莱茵河没有恢复正常，19世纪90年代嘉基、拜尔、汽巴、巴斯夫还有其他公司往河中倾倒着苯、甲苯、萘、硝基苯和其他煤焦油的有毒馏分，穆勒-帕克比起来就是小菜一碟。与此同时，在巴塞尔郊外的汽巴大型染料厂附近，居民们仍在抱怨着“排到空气中的难闻蒸汽”毁了他们家的花园。没人能让这些公司收手。化工是德国强大、瑞士繁荣的重要原因。1900年，几百名处于汽巴公司烟囱下风向的居民试图阻止厂房扩张，他们的抗议被即刻否决，“别指望工业区有阿尔卑斯山的好空气”。

同时，在快速扩张的工厂工作也极端危险。这些工厂真的是在“爆长”——始终存在着爆炸的风险。染料生产使用大量强酸和挥发性溶剂，汽巴的工程师发明了第一个可佩戴式防毒面具——一个呼吸装置——在工人混合气态化合物的时候起保护作用。但是这个装置闷热、庞大、笨重，工人们不愿意用。大多数工人只是在脸上蒙上衣服，这基本上没有作用。主管通常不强迫他们使用防毒面具，因为这样工人干活更快。工作后清洗的规定也不是强制的，所以不仅是巴塞尔的小河因为排染料废水变得红红紫紫，城里苯胺厂的工人们也加入了这五光十色的奇景，他们走在大街上“双手，有时还有脸和脖子，泛着各种颜色”。偶然的中毒事件是家常便饭，最常见的症状是抽搐、尿血和皮肤褪色。所以染料制造被认为是高人力消耗行业，1925年，一位美国的评论员指出，染料工厂的管理人员认为“只要能在完成产量的同时保证百分之十以下的人员损失，而离开的那不到百分之十能站着离开，他就算尽忠职守了”。

一个更坏的苗头出现了，医生们注意到一种新的疾病，他们称之为“苯胺肿瘤”。创造这个词的是法兰克福的一位外科医生，叫路德维希·威廉·卡尔·雷恩。1895年，他在四十五名生产品红的染料工人中检出了三例膀胱癌。1906年他在法兰克福记录了三十八名类似的患病工人，在瑞士和德国的其他医生也有类似报告。过了不到四年，瑞士的一位著名医学教授说苯胺工厂的膀胱癌是“最明显的职业病，接触过这种病的人无不对它的痛苦和迅速恶化印象深刻”。

日益显现的问题没有减缓这个工业的扩张。到了世纪之交，汽巴公司和竞争对手一样扩展到了全欧洲，在波兰、俄罗斯、法国和英国都有工厂。1913年汽巴公司员工达三千左右，大部分产品出口或是在国外生产。德国公司成长得更快。实际上，在一战之前，染料和制药是德国和瑞士的两个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一战开始很多德国的工厂都转而为皇帝的部队生产炸药和毒药，保持中立的瑞士则靠拾人牙慧发达了。1917年汽巴公司总收入达到了峰值五千万瑞士法郎（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亿八千万美元），其中百分之三十是利润。

作为战败国，又有多项重要专利被废止，德国公司转变了生存战略。为了能领先外国——特别是来自美国——的新兴对手，从前激烈的竞争对手们开始密切合作。1925年这种合作达到顶峰，巴斯夫、拜尔、赫斯特、爱克发等公司合并成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简称法本公司（I.G.Farben），该公司二战期间因在集中营工厂使用苦役犯而臭名昭著。不过在一战后的那些年中，德国公司仍以技术精湛而著称。

不出意料，德国的企业联合战略对巴塞尔——这个长期将外来创意据为己有的“强盗式”产业中心——的周边产生了影响。德国公司重新进入国际市场后瑞士的利润开始下滑，于是他们最大的三家染料公司：汽巴、嘉基和山德士决定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最初只是合作伙伴关系，不是合并（它们直到1971年和1996年才正式合并），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打入最大的国际市场。美国的关税高，它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美国建厂或并购美国的工厂来为美国市场生产。于是，1920年这三家瑞士公司购买了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两个旧工厂。

染料生意若不能继续下去，这些厂主就一无是处了。如果把工业中心俄亥俄河谷看做美国的鲁尔，那俄亥俄河就是莱茵河，而辛辛那提就是巴塞尔。俄亥俄河又宽又深，水流轻快，辛辛那提到处都是工厂，新命名的“辛辛那提化工厂”并不显眼。而最妙的是，瑞士购买的工厂本已连入城市排水系统，这样，对“处理”废水的监测将会很松。和在巴塞尔一样，这些管道直接连着河流和运河，全进了俄亥俄的隐蔽水域。而当时似乎没人在意，这条河还是辛辛那提七十万人口和下游十四个城市饮用水的重要水源。往莱茵河倾倒了半个多世纪危险化学品之后，这些瑞士公司仍旧无意于改变他们赚钱的方式，现在，他们来到了美国。

后续的事件如电影续集一般展开。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辛辛那提化工厂为瑞士赚取着稳定的收入，后者则许以拓展树脂和其他化学品合成业务作为回报。两座工厂——一座位于诺伍德附近，另一座邻近圣伯纳德——增长很快，它们的废气废水也随之增长。二战期间这种增长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当时辛辛那提化工厂为军队生产军装和烟雾弹用的染料，同时还是该国最大的DDT（滴滴涕，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生产商。DDT这个“传奇化合物”的高效杀虫能力是1939年嘉基公司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发现的。一片繁荣中，没几个人注意到了圣伯纳德那家工厂染料工人中膀胱癌发病率的异常状况，这些工人接触的正是当年在欧洲触发了膀胱肿瘤的那些化合物。

但是，和在巴塞尔一样，当地政府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俄亥俄的现状，一条条满载有毒废水汇向大河的支流，这些都令企业领导和辛辛那提的市政官员们难堪。以圣伯纳德工厂为例，一天的污水排放量将近一百万加仑。这些水里究竟有什么几乎是个谜，这和在巴塞尔的工厂一样。但工厂的化学师知道这里面包含有大量的硫酸，还有硝基苯，它已经取代砷酸成为几乎所有染料工厂的主要污染物。当辛辛那提化工厂的酸性废水抵达俄亥俄河，同河里几十家其他企业的废水混合在一起后，毒性有时会更大。所有这些废弃物使得辛辛那提附近的河段成为近千英里的俄亥俄河中污染最重的片区。旷日持久的实验最终确定，未经处理的污水与化学废弃物混合而成的污秽中充满着致病菌。这条美国重要河流的污染成了当地一大丑闻，1936年到1945年间美国国会共举行了四场与之相关的听证会。

雇员间关于癌症的传闻、邻里对污染的抱怨和随之而来的政府必然的制裁，辛辛那提化工厂那些以汽巴公司为首的瑞士老板们早已在巴塞尔和其他地方经历过这些。瑞士人知道后面是什么，他们以传统方法应对：远离城市建厂。20世纪50年代，辛辛那提市终于建好了三个大型污水处理厂，并通过法律约束企业必须对污水进行预处理，否则需向市政交付巨额费用。而此时汽巴公司早已将它的大部分生产转移到了别处。

汽巴公司没有再选择巴塞尔或辛辛那提那样巨大而喧嚣的城市，而是去了一个相当偏远的地方，一个沉睡中的小镇，那里等级森严权威至上，瑞士人可以大张旗鼓地搞煤焦油化工而外界无法置喙，那里的河水由他们支配。这片新的领地深处新泽西松林之中，除了河边一个破败农场几乎一无所有，那是一片处女地。那个农场叫“卢克农场”，原先的主人号称自己是汤姆·卢克和他的印第安公主的后人，在古老的传说中，汤姆·卢克曾是几英里外一个茅屋的主人。

两百五十年之后，一些新鲜事物来到了汤姆斯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