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动物饼干
这天我到伊诺咖啡的时候已经晚了。我在角落的桌子已经有人占了，受到一种任性的占有欲的挑唆，我走进卫生间，想一直在那里等到桌子清出来。卫生间里面空间狭窄，只有一盏烛光照明，马桶水箱上摆了一个瓶子，里面插了一些鲜花，像一座小小的墨西哥教堂，那种你可以在里面尿尿，却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亵渎神明的小教堂。我没锁门，以免要有人真的需要上厕所，在里面等了大概十分钟，直到我的桌子重新空出来。我把桌面擦了擦，点了黑咖啡、烤土司和橄榄油。我在餐巾纸上记了一些接下来要去做的演讲的重点，然后坐在那里把电影《柏林苍穹下》里的天使们挑出来胡思乱想一番。要是真的遇上一位天使那就太神奇了，我心里想，然后我马上意识到我其实已经真的遇到过了。不是像米迦勒那样的天使长，而是从底特律来的人间天使，穿着一件大外套，没戴帽子，一头浓密的棕发，水色的眼珠。
我去德国的旅行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除了纽瓦克自由机场的一位安检员没认出我1967年款的宝丽来是一台相机，浪费了好几分钟的时间把它拿起来猛挥，看有没有炸药的迹象，还从相机底部拼命闻着根本不存在的气味。一个毫无特色的女性声音单调反复地充斥整个机场，如见可疑请即举报。如见可疑请即举报。等我走到登机门，才有另一个女声盖过她的声音。
——我们成了一个间谍国家，她大声嚷嚷道，你监视我我监视你。以前我们还会互相帮忙，以前的人还比较好！
她提着一个褪色的大花粗呢手袋。全身蒙了一层灰尘，仿佛刚从一家铸造厂里走出来。当她把手袋放下自顾自走开，旁边的人似乎都明显露出不安之色。
在飞机上我看了几集第二季的丹麦版《谋杀》，这个犯罪剧集后来被当作蓝本，改编成美国版的《谋杀》。探员莎拉·伦就是美国版主角，探员莎拉·林登的丹麦原型。两人都一样是单身女性，都一样穿着费尔岛花纹的滑雪毛衣。伦的毛衣妥帖合身，林登则穿得臃肿邋遢，简直是把它当做精神上的防弹背心来穿。伦被自己的野心所驱策。林登与生俱来的执迷则和她的人道关怀有关。我了解她，她每回面对艰巨任务时的积极投入，她复杂的道德准则，她奔跑穿过沼泽地长得老高的杂草的孤独。我睡眼惺忪地借助字幕追着伦的剧情，但下意识里却是在寻找林登的影子，虽然她只是个电视剧集里的角色，对我来说却比大多数人跟我要亲近得多。我每个星期等着她现身，默默地担心有一天《谋杀》会停播，我就没办法再见到她了。
我看着莎拉·伦，却梦着莎拉·林登。等到剧集突然演完我也醒了过来，眼睛茫然地盯着我的个人放映屏幕，那之后又失去意识，进入到一个暴力室，房间里进行着一连串的审讯、简报、监视，然后摄影画面划出几道奇怪的弧线，空镜头里只剩孤零零的一阵浓烟。
我在柏林住的旅馆是一幢重新整修过的包豪斯建筑，位于原东柏林的米特区。我所需要的东西这家旅馆一应俱全，而且距离帕斯捷尔纳克咖啡馆很近，这家咖啡店是我之前有一次来柏林的时候，散步途中所发现的，那一阵子我对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正在着迷的顶峰。我进了旅馆房间把行李放下，马上就前往这家咖啡店。老板娘亲切地迎接了我，我就选了上回坐过的、布尔加科夫肖像照片底下的那一桌。一如既往，我又深深被这家咖啡店的旧世界气息给折服了。褪色的蓝墙上挂着照片，是俄罗斯深受爱戴的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在我右手边宽阔的窗台上，有一台老式的、圆形基里尔字母按键的俄文打字机，很适合找来跟我那台孤零零的Remington牌打字机做伴。我点了一份“快乐沙皇”——黑鱼子酱配一小杯伏特加和一玻璃杯黑咖啡。心满意足之余，我在那里坐了好一会儿，在餐巾纸上把我的演讲内容推演一番，然后离开咖啡店，信步走过一座小花园，它正中央竖立着这座城市最古老的一座水塔。
演讲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在房间里喝过了咖啡和西瓜汁，吃了烤土司。我的讲话内容并没有完全推演过一遍，还留了一部分等着自由发挥和随机应变。我穿过旅馆左边宽敞的大道，走过一个爬满了常春藤的大门，想要在圣马里安和圣尼古拉小教堂里对接下来的活动做一些冥思准备。教堂的门锁上了，但在教堂外我找到一小块遗世独立的地方，旁边有一组雕像，是一个小男孩伸手要去摘圣母脚下的玫瑰。两尊像的表情都很令人神往，他们大理石的皮肤经历了时间和风雨的侵蚀。我为那尊小男孩像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回到旅馆房间，蜷在一张深色的天鹅绒扶手椅中，沉然无梦地小睡了一会儿。
下午六点钟，我精神抖擞地现身在附近的小演讲厅，就像电影《第三人》里的霍利·马丁斯一样。我们使用的这个战后盖起来的聚会堂，和遍布在前东德的其他聚会堂几乎没有什么不同。CDC全体二十七位会员都来了，空间里悸动着一种期待的情绪。活动以我们的主题曲开场，那是一支轻快而略带忧郁的旋律，由作曲者用手风琴弹奏，他是社里的七号成员，来自翁布里亚小城古比奥的一位掘墓人，那里就是当年圣方济驯服狼群的地方。七号既不是学者，也不是科班出身的音乐家，但他有一个远亲是当时魏格纳探险队的成员，这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渊源。
我们的主持人先开场发言，他引用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瞬间的恩惠》中的诗句作为开场白：再一度，这一刻，我们重聚/在故旧之间。
他详尽地讲起魏格纳研究中心最近关切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北极圈冰层厚度大幅缩减这个令人忧心的趋势。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的心思开始游荡了起来，带着些许钦羡，扫视着两旁的同僚，他们大部分人都显得兴致盎然、目不转睛。他继续说着，可想而知我的心思又漂浮了，开始编起一个悲剧故事：一个身穿海豹皮大衣的女孩无助地看着冰层裂开，无情地把她跟她的白马王子分隔两岸。他漂走的时候她双膝跪地。脱离开来的冰层倾斜歪倒，他沉入北冰洋之中，胯下还骑着那匹踉跄、站立不稳的白色冰岛小马。
我们的执行秘书带着大家回顾了一下我们上次在耶拿聚会时的片段，然后兴致高昂地宣布接下来这个月研究中心要注目的物种：海黍子马尾藻——是一种褐色的日本海藻，这种海草跟其他种类的海草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随着洋流漂浮的方式。秘书还指出，我们之前希望跟研究中心一起把每月关注物种制作成全彩月历的想法，已经被对方否决了，月历狂热分子们听了这个消息咸表不满。再接下去，我们观赏了九号成员准备的幻灯片秀，简要呈现了我们组织上一次在东德的几个地方活动的景象，这又引发了要把这些照片制作成另外一种月历的提案。我这时发现我的手掌心都流汗了，想也没想就拿了上面写着备忘的餐巾纸去把汗擦干。
终于，在迂回曲折的介绍之后，我被请到讲台上。不幸的是，我的演讲居然被介绍成《魏格纳失落的几个时刻》。我只好先解释，这个演讲题目其实是“最后”（last），而不是“失落”（lost）的几个时刻，这个说明又引起一阵语义学上的打打杀杀。我站在那里，面对着我的会友们，手里捏着软趴趴的餐巾纸，任由台下此起彼落各抒己见，到底是“失落”有道理还是“最后”有道理。多亏了我们主持人的呼吁，大家终于恢复了秩序。
演讲厅重归一片静默。我遥望着对面墙上肃穆的魏格纳画像，从而得到了一点力量。尽可能生动地，我开始历数起引向他最后几天的那一连串事件。虽然心情沉重，但下定了志在科学的决心，这位伟大的极地研究专家1930年春天离开了挚爱的家，领军这个艰巨的、过去从未有的科学远征任务，深入格陵兰。他此行的使命是收集必要的科学数据，来证明他的划时代假说，他认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分离的大陆，很久以前曾经连在一起，是一块整个的巨大陆地，破裂后各自经过漫长岁月，才漂移到它们现在的位置。当年他提出这个理论时，科学界不仅不予采纳，还大加揶揄。这趟历史性、但也是厄运连连的远征踏查，终于还了他公道。
1930年10月底的天气超乎寻常地严酷。他们前哨基地的天花板上都结了星罗密布的白霜。魏格纳走到外面一片漆黑的夜晚之中，扪心自问，把这些忠实的伙伴都带到了怎么样的处境。算上他自己和一位可靠的、名叫拉斯穆斯·维路姆森的伊努伊特向导在内，他们总共有五个人，困在这个伊斯米特的前哨站里，食物和各项其他补给都很不足。科学知识水平和领导力方面都不比魏格纳逊色，深受他所器重的队友弗里茨·勒韦，有好几根脚趾都冻坏了，已经无法站立起来。要到下一个补给站，距离有250英里。魏格纳心里盘算，维路姆森和他自己应该是队中身体最结实的两个人，最有可能长途跋涉去求援，于是决定在诸圣节那天出发。
11月1日，正逢他五十岁生日，天一亮，他就把他珍贵的笔记本夹在外套里面，凭借着自己的坚毅和对于使命的信念，乐观地带着狗群和伊努伊特向导启程了。但没过多久，原来清朗的天气就变了样，猛烈的旋风盘踞裹挟着他们两人。吹雪一波接着一波袭来。回旋飞扬的光束在空中打转，蔚为奇观。路上海上空中全部一片白茫茫。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景象更美？镶在洁白无瑕的椭圆形冰面的、他妻子的面容吗？他这一生总共有两回把心给交了出去，一回是给了她，一回是给了科学。魏格纳跪倒在地。他当时究竟看到了什么？在这幅神明的极地画布上，他所投射的影像会是什么呢？
我当时如此戏剧性地投入，和魏格纳合而为一，完全没有注意到底下起了一阵骚动。忽然有人开始质疑我的假定到底合不合乎事实。
——他没有跌跪在雪上吧！
——他可是在睡梦中过世的哦！
——你这样讲根本没有根据。
——是向导把他放倒让他休息。
——你这只是凭空推测。
——完全是凭空推测。
——连假设都算不上，只是信口开河。
——你不能就这样编个故事。
——这不是科学，你这只是诗兴大发！
我把这整个事情想了一下。所谓数学与科学的理论，一开始不也是先给编出来的推测吗？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根稻草，径自沉入流经柏林的施普雷河中。
真是糟糕。也许是CDC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发言了。
——各位请注意，我们的主持人说，我想这时候应该中场休息一下；也许大家应该先喝点东西。
——但是我们不是应该把二十三号讲话的结尾听完吗？这是对我投以同情的掘墓人所发表的意见。
眼看着有些成员已经起身要去休息一下了，我很快恢复了镇定，用从容不迫的语调争取他们的注意。
——我想，我说，我们还是可以认同，魏格纳的最后（last）这些时刻确实已经真的失落（lost）了。
他们由衷的笑声压倒性地盖过了我原本还想要讨好这群顽固得可爱的人的内心愿望。我匆忙把随手写画的餐巾纸塞进口袋的同时，他们全都站起来了，大家都移步到一间大休息室。我们的主持人讲结束的致辞时，每个人手上都已经有了一杯雪莉酒。然后，按照惯例，我们的牧师宣读一段祷词，典礼结束于片刻的静默追思。
现场有三辆小客车把社里的成员载回各自不同的旅馆。等大家都走了之后，执行秘书要我把入会申请给正式签个名。
——能不能请你给我一份你的演讲稿？这样至少我可以附在这上面作为摘要。你的开场白讲得太有意思了。
——我根本没有写什么讲稿，我实话实说。
——那你刚刚说的，到底从何而来？
——当然就是从现场气氛中信手捻来的呀。
她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我，然后说，好吧，既然这样，你就再从空气中撷取一点什么出来，让我夹在这里作为摘要吧！
——好啊，我倒是有一点笔记，我说着，摸出那叠餐巾纸。
我跟我们的执行秘书之前都还没怎么说过话。她是个来自利物浦的寡妇，老是穿着一身灰色华达呢套装，里面配花衬衫。外套是咖啡色的洗绒羊毛质料，头戴一顶相衬的咖啡色软帽，上面居然还真的别了一根帽针。
——我有个主意，我说，你跟我一起去帕斯捷尔纳克咖啡店。我们可以坐在我最喜欢的那桌，就在布尔加科夫照片的下方。到时候我可以跟你说说看我本来想要讲的内容，你可以把那些写下来。
——布尔加科夫！太棒了！伏特加我来请客。
——你知道吗，她又说，站在画架上的魏格纳巨幅照片前，这两个男人长得还真有几分相似。
——布尔加科夫比较英俊一点。
——而且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
——绝对称得上是位大师。
——对呀，真是位大师。
我在柏林又多待了几天，重访几个之前去过的地方，拍了些之前拍过的照片。我在老火车站里的动物园咖啡馆吃早餐。我是唯一的客人，坐在那里看着一个工人正从厚重的玻璃门上刮除掉那个很眼熟的黑色骆驼剪影，这让我不禁有点怀疑。重新整修？结束营业？我像是要跟这里永别似的付了账，然后过马路去对面的动物园，经由象门入园。我站在门口大象面前，看着它们确确实实地存在，不知怎么颇觉宽慰。这两头大象，差不多是19世纪末的时候，以精致工艺，用易北河砂岩雕刻而成，很乖顺地分居大门两边跪着，背上驼起两根巨大的圆柱，柱顶由一个光鲜彩绘的弧形屋顶连接。有点印度风，也有点唐人街的味道，让进门的游客连连赞叹，倍感受到隆重欢迎。
动物园里也是空空荡荡，没有什么游客，也没有一般动物园里常见的成群学童。天气冷得我呼出的气息在眼前都形成了白烟，我赶紧把外套扣子给扣起来。园里四处有各种动物，大型鸟类的翅膀上还都挂着标签。突然，一阵烟雾飘过这一区，只能看得见长颈鹿从光秃秃的树梢露出的脖子，火烈鸟在雪地中成双成对。走出这团没头没脑的美洲雾，出现了几间原木小屋，刻着图腾的柱子，柏林的野牛。欧洲野牛一动也不动，看起来就像巨人小孩的玩具，可以像动物饼干一样被灵巧地捏起来，安全存放到一个箱子里。这个箱子外面装饰着色彩鲜明的马戏团火车图案，上面载着非洲食蚁兽，毛里求斯渡渡鸟，善跑的单峰骆驼，小象和塑料恐龙。一整箱混合的隐喻。
我四处问人动物园咖啡馆是不是要收起来不做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家店至今还存在。新火车站使得原本重要的动物园火车站退居次要，变成一个地区性的车站。谈话内容由此转成时代进步。在我意识之后的某个角落里，莫名其妙有着那么一张旧的动物园咖啡馆的收据，上面还有那只黑骆驼的图案。经过这么大半天我也累了。就在原来住的旅馆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电视上正播着一集德语配音的《法律与秩序：犯罪倾向》。我把电视声音关小，外套也没脱就睡着了。
最后一天早上，我走进多罗顿城市公墓，这里的大片外墙弹痕密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荒凉纪念。穿过天使护卫的大门，可以很快找到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埋骨之处。我注意到墙上有些弹孔跟我上回来的时候不太一样，被白色的石灰给填平了。气温急遽下降，天上下起了薄薄的雪。我坐到布莱希特的墓前，嘴里哼起大胆妈妈在她女儿尸体上所唱的那首摇篮曲。雪还在下着，我继续坐在那里，想象着当年布莱希特写剧本的样子。男人给了我们战争，一个母亲从中得到了好处，却赔上了自己的孩子们；他们就像保龄球道尽头的球瓶似的，一个一个接续倒下。
我要离开的时候，给一个守护天使拍了一张照片。我相机的折箱被雪打湿，左边塌掉了，造成拍出来的天使翅膀上有块新月形的黑渍。这只翅膀我还拍了另外一张特写。我想象到时候用亚光相纸把它洗得特别大，然后在翅膀的白色曲面上写上那首摇篮曲的歌词。我很想知道，在扭绞着这位母亲的心的同时，这首歌词是否也让布莱希特自己为之落泪，大胆妈妈并不像她引导观众所认为的那样铁石心肠。我把照片塞进口袋里。我的母亲是真有其人，她的儿子也真有其人。他死的时候她埋葬了他。如今她死了。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我的母亲和她的儿子。他们如今都成了故事。
虽然有点不想回家，我还是打包行李飞到伦敦去转机。飞回纽约的班机延误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征兆。我站在航班显示牌前，起飞的时间又延后了。一时冲动之下，我改签了机票，搭希思罗机场快线到帕丁顿火车站，然后从那里叫了出租车去科文特花园，住进了一家价钱优惠的小旅馆，好接着看我常看的侦探剧集。
房间很明亮，温馨舒适，还有一个小阳台可以俯瞰伦敦的连绵屋顶。我点了茶，打开我的日记本，可是马上又把它合起来。我可不是来工作的，我告诉自己，而是来看ITV3上播放的悬疑剧集，应该是这部看完再看另一部，一直看到深更半夜。几年前有一回，我在这同一家旅馆也是这么干的，当时还生着病。兴奋过头地整晚盯着一连串的要么意志消沉、要么脾气不佳、要么酒不离手、要么热爱歌剧的刑事侦探们。
为了给这样的一个夜晚热身，我先看了一集中古剧集《侠探西蒙》，心情轻松地看着西蒙·坦普勒开着他的白色沃尔沃，巡弋到伦敦的某些黑暗的幽密处，一如往常拯救世界于迫在眉睫的危机之中。这回遇上的是个白金发的美女，穿着浅色的开襟毛衣和直筒裙，要找她的叔叔——一位杰出的生化教授——他被人挟持了，落到一个跟他一样有头脑、但却心怀不轨的核能科学家手中。时间还早，所以看完了另外一集《侠探西蒙》，这回落难的换成另一个金发美女，我先下楼走到查令十字街去逛逛书店。买到了一本初版的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冬树》，以及一本易卜生戏剧集。结果后半个下午，我就坐在旅馆图书室的火炉前读着易卜生的《建筑师》直到近晚。这里有点儿太热了，我打起了瞌睡，这时一个穿着花呢大衣的男人拍拍我的肩膀，问我是不是他约了在这里碰面的一位记者。
——不是，抱歉。
——在读易卜生？
——对呀，《建筑师》。
——嗯，写得很好的剧本，可惜全剧充斥着各种刻意的象征。
——我倒没注意到，我说。
他在火炉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离开。我个人对象征主义不是很有兴趣。我总是理解不好。为什么不能以事物的原貌来加以看待呢？我从来都不会想要去精神分析西摩·格拉斯[4]，或者去穷究《荒芜街区》[5]的含义。我只是想要迷失，跟某个别的什么地方合而为一，失手把花圈掉落在尖塔上，纯粹就是因为我高兴。
回到房间，我随手收拾了一下，然后在阳台上喝茶。之后我又撤回室内，把自己交给对于摩斯、刘易斯、福利斯特、威克利夫和白教堂之类[6]的喜好之中——这些刑事侦探，他们那种郁郁寡欢老是想着什么事情的特质，与我的本性很有共鸣。他们要是在剧中吃起肋排，我就打内线电话叫点餐服务要一份一样的。如果他们在喝东西，我就去看看房间里的迷你吧里有什么可以派上用场。不管他们是全神贯注，还是脱离现实无动于衷，我的情绪都跟着他们转移。
前后剧集的中场间隔时段，预告了令人高度期待的《解密高手》的马拉松连播，ITV3下星期二播出。虽然《解密高手》不能算是标准的侦探剧集，但仍然是我的最爱之一。罗彼·考特拉尼所饰演的菲茨，是一个满嘴脏话，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古怪中透着聪慧的体重超标的犯罪心理学专家。这个剧集已经停播有一阵子了，跟剧中人一样运气不佳，而且因为这个剧集很少播出，这种24小时连播《解密高手》的机会真的很有诱惑力。我很认真地考虑要在这里多待几天，不过如果真的这么做会不会太疯狂了一点？说起来也不会比我之前改变行程跑到伦敦来更疯狂，天地良心。预告的片段放得很多，我看得心满意足，他们这样毫无保留地跟观众推荐，我真觉得都快能把这些片段凑成完整的一集了。
看完一集《福利斯特探案集》正等着看《白教堂血案》的广告时间，我决定到楼下图书室旁边的自助酒吧，喝临走前最后一杯波特酒。站在电梯口，我突然觉得旁边好像有人，我们两个同时转过身来看着对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眼前人竟然是罗彼·考特拉尼，仿佛是我之前许了愿似的，就在《解密高手》的剧集马拉松播放的几天前。
——我整个星期都在等你，我一时冲动就跟他说。
——我不就在这儿吗，他笑着说。
我真的太惊讶了，结果就没跟他一起走进电梯，我马上回到房间，那里感觉上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就这么一点点不一样，使得整个房间好像完全变了，仿佛是被某个茶一直喝个不停的魔仆带进了平行空间里。
——你能想象这样的巧遇概率有多小吗？我对着花朵图案的床罩这么说道。
——仔细想起来真是太巧了，可以去买彩票了。不过如果要念咒许愿，你也应该许在约翰·巴里摩尔才对呀。
这个建议还不错，不过我可不想跟床罩聊个没完。跟遥控器不一样，花床罩这种东西你根本没办法把它关掉。
我把迷你吧又巡视了一遍，决定来一罐接骨木果茶和一份甜咸爆米花。我有点儿怕把电视机再打开，因为我相信一定会看到菲茨那张醉得恍恍惚惚的脸的大特写。我在想罗彼·考特拉尼该不会也是要去自助酒吧找点酒喝。我真的有想过要下去窥视一下，不过结果却只是把我的小行李箱里先前随便塞进去的东西给重新整理了一下。匆忙中，我的手指被什么东西戳到，出我意料之外，居然是CDC那位执行秘书的珍珠帽针，正夹在我的T恤和毛衣之间。上面的珍珠是亮灰色，而且形状不太规整，比起珍珠更像是一颗泪珠。我把它拿到台灯下，然后用一小方绣着勿忘我的麻布手帕包起来，这手帕是我女儿给我的礼物。
我回想起我跟她两人在帕斯捷尔纳克咖啡店门外的交谈。当时我们都已经喝了好几杯伏特加。我完全不记得我们有讲到这根帽针。
——你觉得我们下次会议会在什么地方开？我当时问她。
她似乎有所顾忌不太想说，我也识趣不再追问。她在皮包里翻了又翻，找出一张手工上色的我们协会同名人的照片，大小和形状都跟圣像卡差不多。
——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聚会起来缅怀魏格纳先生呢？我问道。
——怎么，当然是为了魏格纳太太呀，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感觉上就好像是从柏林一路跟着我似的，蒙茅斯街上也下起了浓重的雾气。从我这个小小的阳台看出去，正好赶上原来层层的密云瞬间化成雨点落到地面上的时刻。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景象，遗憾我的相机已经没有底片了。不过反过来说，正因为没有底片了，我得以毫无负担地充分体验这个难得的时刻。我把大衣穿上，转身跟我这个房间说再见。下楼在早餐室吃了腌鱼、烤土司配黑咖啡。我叫的车已经在等着了。车上的司机还戴着太阳眼镜。
一路上雾愈来愈浓，简直伸手不见五指。会不会这浓雾忽然间烟消云散，所有一切也都随之化为乌有？纳尔逊纪念柱、肯辛顿花园、河边蜃景晨光中的摩天轮、荒野上的森林，尽皆隐入银光粼粼、连绵不绝的童话氛围中。到机场的这一段路似乎怎么也到不了终点。沿途光秃秃的群树，轮廓模糊到几乎快看不见，好像是一本英国故事书的插图。这些叶子都掉光的树枝让人联想起其他地方的风景：宾夕法尼亚，田纳西，和耶青公园里的悬铃木大道。电影《第三人》里哈利·莱姆下葬的维也纳中央公墓，以及墓与墓之间的走道种满了铅笔树的蒙巴纳斯墓园。悬铃木上的绒球，干掉了的咖啡色的果荚，随风摇曳的圣诞节装饰残骸，这些都引人发思古之幽情，遥想一百多年前，一位年轻的苏格兰人就是住在这样的氛围之中，雨云倏忽倾盆而下，薄雾光影闪烁，于是他就给这样的幻境取了个名字叫做“永无乡”。
我的司机长长地叹了口气。我在想我的航班是否会延误，不过根本不要紧。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没有人等着要跟我碰面。我不在乎坐在一辆和我外套一样黑乎乎的英国出租车里，受困于浓雾只能蜗步缓缓前行，一路两旁都是迎风瑟瑟的树影，仿佛百年前的英国插画家亚瑟·拉克姆再世，匆忙间信手给描绘上的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