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序言(6)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学说，最初似乎是在十八世纪的后三十多年出现于赫尔德的著作中。对赫尔德和受其影响的德国人来说，首要的敌人是法国的普遍主义和唯物主义。伯林认为，赫尔德的思想，一方面是对支配理论与实践的普遍理性原则能够被发现这种信念的否定，另一方面又是德国人对法国人做出的反应，后者在政治和文化上居于支配地位，有一种以庇护者自居的傲慢态度。这种受伤害的自尊心做出的自然反应，就是一种现象早期的典型表现，它在后来的十九世纪变得十分普遍，并在我们今天发展成一场遍及世界的运动，它所导致的后果的规模和性质仍有待人们努力加以揭示。伯林告诉我们，变成一个高傲、成功而又强大的邻国蔑视的对象，被他们以扬扬得意的谦和或庇护者的宽容态度相待，“是一个人或社会所能承受的最痛苦的经历”。那些尊严受到伤害的人所做出的夸张而时常是病态的反应，是拔高自己真实的或想像出来的美德，以此对抗给他们造成痛苦的人。德国人回首过去，看不到自己有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独霸一方的悠久传统，或在艺术、文学和科学上有一系列辉煌成就，但他们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优越的道德品质和深刻的精神，找到了对真理和内心精神生活的一种高贵而无私的爱，他们以此与享乐主义的、世俗的、肤浅且道德空虚的法国人相比较。和那些浮华堕落的法国人相比，他们感到自己年轻而朝气蓬勃，是未来的真正使者。最早表达这种强烈使命感的是德国人，然后是斯拉夫人，今天则已经成为摆脱了殖民地地位的新兴民族的共同语言。但是，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们却没有预见到这一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如此，他们认为民族主义就像宗教一样，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用来对抗受剥削群众的一件武器，它的寿命不可能比资本主义更长久，一旦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它也会随之永远消失。伯林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那些德国人，完全未能看透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把它解释成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为何像马克思这样一个充满创造力、深刻而强大的思想家，竟然没有注意到一个后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因素，伯林在此文中并不想做出解释。不过在论述马克思和狄斯累利的文章中，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有所提示。

论述索雷尔的文章也对人类尊严这个基本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索雷尔的政治取向虽然表面上看反复无常，他有关人性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对于今天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根据伯林的描述，他似乎更现代，和他的许多更著名、更坚定、更清醒的同代人相比，他似乎更能说出一些和我们直接相关的事情。他不是一个很有条理的思想家，能够提供一种基本原理固定不变的政治学说。他厌恶思想体系，并指责别人的体系。但是他的基本观点的价值不在于它们的内在力量，而在于一度局限于一个知识分子小团体的观点，竟变成了今天遍及世界的态度。

索雷尔坚决反对西方社会和政治学说中的两个关键信条，即通过知识得到拯救的希腊信条和历史神正论（historical theod-icy）这种犹太——基督教信条。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并不是一种本体论，它无法给我们提供有关世界的终极性质和结构的解释。它顶多不过是人类在不断和敌对的自然力量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出的工具或武器。因此它无法解决人生的大问题，不管是形而上学的、道德的还是政治的。这是一些它力不能及的事情。事实上，现代最大的罪恶之一，出现在把人类及其精神和物质需要当做可以用科学进行彻底分析的客体看待之时。由此人便退化成了一些科学专家和理性化的官僚，他们在一架机器上各司其职，他们作为创造者的真正的人的本质便被剥夺了。索雷尔对自然科学以及它被错误地用于人类生活所持的看法，让人强烈地想到哈曼更阴郁的理解，虽然和这位德国的信仰至上论者不同，他把科学视为人类的理智与努力的胜利，是对抗盲目的自然界的一件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看待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超越它的正确界限。它本身并不包含着能使人类尽善尽美的秘诀。把科学和技术进步等同于精神和道德进步，只会使精神陷入无可救药的盲目性。

索雷尔对如下信念同样表示怀疑：历史虽然表面上混乱，充满不可测的倒退，但它还是沿着不可避免的各个阶段，走向某种普遍向往的完美境界。就像赫斯一样，他相信绝对的、自由选择的道德价值和拥有其内在价值的各种目标。和赫斯一样，他否认历史规定了任何时代理性的人都应当追求的目标并为其最终成功提供了保障。那些人们视为神圣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的价值，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为其提供保证。索雷尔最坚信不移的两种绝对观念，就是前面谈到过的那种意义上的道德和科学。

伯林深入到索雷尔著作的核心，把握住了它们的idée ma， tresse（主要理念），这使他能够证明，这个令人费解、头脑混乱的作家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有着深刻的创见和重要性。索雷尔观点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人首先是一个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动物。索雷尔偏离了古典传统，认为人首先追求的不是幸福、和平、得救、安全或知识，而是创造性的工作。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把内心体会到的模式赋予外部自然界中那些拒不服从的物质，通过自由而自发的创造性工作，进行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不管它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这才是与人的内在本质最接近于一致的生活目的。这种观点自然而然地伴随着对享乐主义和一般的物欲主义价值观的仇恨。伯林以极为细致深入的态度，既用这种见解来说明索雷尔及其令人困惑的政治转变的意义，也指出了被西方思想主流中那些声名显赫的道德和政治思想家所大大忽略了的有关人性的一个真理，过去十年里世界所经历的剧烈动荡的浪潮，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光后，才由这一事实得到了解释，使其变得可以理解。

事实上，伯林在考察现代世界时，窥测到了各种迥然不同的运动的最深层，从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浪潮，到工业化技术官僚制度中那些心怀不满的年轻人的骚乱——这也许是一种反动的早期发展，而这种反动注定会发展成一场波及全世界的运动。这是自由的、创造性的、自主的人性中一些难以杜绝的因素的反动，是认同、尊严和自我尊重意识的反动，它所针对的是一切以庇护者自居、贬低人、使人丧失自我的势力。这不过是由哈曼和赫尔德发起的那场伟大战斗的现代表现，虽然采取了新的形式，但并非不可辨认。这是一场反对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中心价值，即反对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世界大同、科学、进步和合理化组织这类信念的战斗：一场在整个十九世纪由躁动不安的伟大反叛者——傅立叶、蒲鲁东、施蒂纳、克尔凯郭尔、卡莱尔、尼采、托尔斯泰和索雷尔——发起的战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继承人是存在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反理性主义者，以及当代形形色色的一切反叛运动。这些思想家、团体和运动之间虽然存在着深刻分歧，但它们骨子里都是亲兄弟：它们所从事的战斗，都是以某种有关自我和自由行动者的内在知识，以某种无法消除的、特殊而具体的认同感为旗号。理性而仁慈的殖民地主子，技术官僚和专家，不论他们的意图多么无私和可敬，由于他们首先是把人视为异质的、需要进行管理、控制和支配的客体，而不是自由的和难以预测的自我转化的行动者，因此他们肯定不会尊重和理解人类的这种基本愿望，甚至常常无视、破坏或消灭它。对控制的反叛所采取的形式是一种要求：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要成为不受外界干涉的自己的主人——一个独立的自我，不管它是个人还是集体，它不接受别人的摆布或组织。这场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叶的持久而激烈的竞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活跃。

论威尔第的文章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解释。伯林用源于席勒的对素朴的艺术家和感伤的艺术家的划分，来解释威尔第，揭示出威尔第身上一些易于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素朴的”艺术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与自我以及这个世界是合为一体的。他没有自我意识，他的艺术是对他直接看到和感受到的事物的自然而如实的表现，不追求任何外在的目的。“感伤的”艺术家则是处在统一和谐的原始状态之外，他要用自己的作品恢复这种状态，并且经常怀有一种不顾一切的紧迫感。然而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以有限的媒介终究难以达到的理想。从威尔第身上，伯林看到了最后一位伟大的“素朴”艺术家的天才，至少在音乐世界里是如此。他是赫尔德的“归属”理想——这个不断出现在伯林著作中的主题——的一个最值得纪念的生动事例。威尔第在他的作品中，毫无自我意识地直接向所有的人讲述，他只把他们当做具有人类天然情感的人。作为一名艺术家的他，丝毫没有神经质、自我怀疑和颓废的表现。他的作品不是反抗或反叛的隐喻，他也没有用某种宣言、纲领或意识形态来装备自己。或者说，假如他确实有一种意识形态，伯林告诉我们，“它也是一种涉及人类最大多数成员、历史跨度非常之大的意识形态，而这正是‘人道主义’的中心含义之一”。这些话很有启发性，它提醒我们，伯林对颓废派作家几乎不感兴趣，他没有提到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或贝克特之类的人物，这是很自然的。那些专门描述边缘性心理状态，罕见、奇异或“反常的”经历，与人类基本情感、关系和需要中永恒牢固要素相去甚远的情绪的人，并不是他最关心的对象。例如，像哈曼这样的思想家充其量可以被视为一个古怪的幻想家，索雷尔是个变幻无常没有定见的人，不过他们都谈不上有病态或颓废的表现。相反，他们都在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即充满创造性热情的充实的人性。伯林最关心的是这样一些作家和思想家，他们表达或追求的是一些吸引人类的中心价值，是充实完美的多样性生活的理想。不错，人们有时会感到，从他的许多文章背后都可以听到一种郁闷不乐的声音，那是在抱怨“正常状态”和一些“自然”条件已无可挽回地消失，在这些状态和条件下，人们有身在家园之感，身边都是可靠而熟悉的事物，它们既未在人们心中分裂或彼此对抗，也没有脱离自然。

九

在赫尔岑这位思想家身上，我们看到了最接近于发出激进多元主义先声的人，伯林本人在连篇累牍的文章和著述中深入细致地予以辩护和阐述的，也正是这种多元主义。年轻的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受到的主要影响之一来自黑格尔，但是他的正统黑格尔主义并没有坚持多久，便把黑格尔学说改造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这种改造的主要结果是，他对任何单一教条或严密理论体系解释人类生活和解决普遍人类问题的能力，都抱怀疑主义的态度。就像索雷尔一样，他似乎是在直接和我们谈论我们的困境。他对现实以及他那个时代关键性的道德和政治分歧的复杂感觉，使他的言论特别尖锐、新鲜而持久，这与十九世纪大多数专业社会思想家的思想判然有别，后者只是提出了一些运用理性方法从抽象原则中演绎出来的通用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