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序言(3)

五

就一般观念的变化而言，自宗教改革以来，而且在我们今日世界仍十分活跃的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变化，也许就是一系列持异议的思想家对在西方处于中心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传统的反叛，它在1730年以后，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又以更大的力量在德语世界，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许多现代思想运动和感情，都是来自这些真正改变了世界的观念潮流，尤其是欧洲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和许多唯意志论的流派——存在主义只是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新表现——伯林针对它们，写出了他的一些最精致、最具启发性的文章。在《反启蒙运动》一文中，伯林评价了这些思想家的一些主要观念。无论从时代还是地位上说，维柯在这个思想家群体中显然是个孤独者，这使他对他们大多数关键信条的独到预见显得更加不同寻常。他的大敌一方面是笛卡尔——他相信清晰而明确的观念，蔑视历史的和人文主义的一般研究，试图用一种知识，即数学，来同化一切知识形式；另一方面是自然法的理论家——他们的关键假设是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在一切地方和时间都能找到的普遍人性。在哈曼和赫尔德以及后来许多直接或间接受他们的激进创新影响的思想家看来，阴险的敌人是法国启蒙运动中那些想入非非的教条主义“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s），他们所坚持的基本信条使真理受到致命的歪曲，被其遮蔽的东西比它们阐明的还多。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之间虽然也有分歧，然而他们共同坚持某些几乎一直畅行无阻的基本前提：人性无分地域时代，都是一样的；普遍适用的人类目标、真正的目的和有效手段，至少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发现的；牛顿的科学方法在说明非生物的自然界方面已被证明极为成功，在道德、政治、经济以及一般人类关系的领域，也应当能够发现和采用类似的方法，从而铲除邪恶和痛苦以及爱尔维修所谓的“涉及利益的谬误”。这些理性主义思想家全都相信，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从原则上说可以找到一个惟一的、对事实和价值问题同样正确的统一的知识体系。他们追求无所不包的方案，普遍有效的统一架构，在这个架构中万事万物展现出系统的——即符合逻辑或因果律的——相互关系，以及宏大而严密的结构，它没有给自发的、出人意外的发展留出丝毫余地，其中发生的一切事情，至少从原则上说，都可以根据不变的规律完全得到解释。伯林认为，这就是西方思想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大厦的基石，它被本书所讨论的一些思想家动摇了。

伯林细心地指出，在源远流长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传统中，当然也存在着对这个关键假设的异议；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从博丹到孟德斯鸠，都曾强调过千差万别的习俗、道德观念、制度、一般世界观和信仰，从而使这一思想支柱不断受到温和的撼动。然而他们谁也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摧垮这个结构。在这方面，伯林有关孟德斯鸠的讨论特别有价值。他并未否认一个十分正确的观点，即这位伟大的法国思想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真正奠基人之一。虽然孟德斯鸠采用了自然法和自然目的这类形而上学概念，他的立场从本质上说却是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他首先相信的是通过观察得到的直接证据。他的中心思想已被吸收进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文献，一度似乎新颖而有吸引力的思想变成了常识，成功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在回顾他时，只把他当做一个并没有新观点要告诉他们的杰出先驱。可是当伯林根据十八世纪前半叶积累的经验回顾他时，却感到更有必要强调贯穿于他的全部著作中的怀疑主义特点，以及他对一切为大规模变革所做的全面而简单的计划缺少热情，而他的许多更为乐观的同代人，因为持有一种更死板、更简单的理性主义幻觉，曾为这种计划而激动不已。当他本人宣布在笛卡尔的精神中发现了一门新的科学时，他在内心深处却很清楚，他的材料的性质与这些方法是不一致的，他的实践和他的表白不符。和他的许多同代人不同，他无法让自己做到仅仅把具体事物当做阐明普遍原则或规律的材料。他尊重而且乐于看到那些难以化简的特殊情况，对普遍适用的人类观念抱着深刻的猜忌。对孟德斯鸠来说，每一种社会类型都有其内在精神或发展原理，它们各自透露出自身的一切最不相同的支脉。政治家和立法者有责任理解这种内在精神或有机因素，根据它们统治或管理社会。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需要，追求着不同的目标，在某种情况下和某个发展阶段是好事，在别的条件下未必同样是好事，因此对于人类的问题，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普遍适用、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对于人类的各种目标，也不存在终极合理的判断标准。在这种态度中，存在着一些本质上对启蒙运动的信条具有颠覆性的因素，孟德斯鸠对理性主义哲学家按照普遍学说干脆利落地彻底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的不信任，使他更接近于维柯和赫尔德，而不是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当然，伯林也明确指出，在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深处存在着一个矛盾：他虽然是个多元论而非一元论者，不为任何单一的支配原则所迷惑，他虽然对生活和社会形态的多样性有十分透彻的了解，因此在当时可算见解独到，然而他也相信，不管人们的各种手段和次要目标如何纷繁多样，他们终极的基本目标是一样的：基本物品、安全、公正和平等等需要的满足。伯林由此指出了孟德斯鸠思想中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一方面相信每个社会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特殊习俗、道德观点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相信正义是一个普遍而永恒的标准，伯林为此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它们都是来自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和唯意志论的强烈担忧。无论如何，这个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在伯林看来，孟德斯鸠的思想代表着对启蒙运动核心理想的严重偏离，虽然不是与它的断然决裂。

多元主义观点令人不安的能力，在那篇论述马基雅维利的博学而精彩的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揭示。伯林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四百年左右的时间里，马基雅维利在学者和文明人中一向引起尖锐分歧，他使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的良心深感不安，但这并不是因为所谓的他不讲道德和魔鬼附体，而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种与当时和后来占上风的道德体系不同的体系，因而他大概是对一切一元论学说本身表示怀疑——至少是有所暗示——的第一位思想家。在伯林对他的解释中，马基雅维利并不像大多数评论家所断定的那样，仅仅是个政治谋士，只关心操作手段，对终极目的无动于衷；他不是个立场超然而客观的政治科学家，仅仅对人们的各种行为方式加以观察和做出中立的描述。马基雅维利远不像克罗齐等人所认为的那样，使伦理学与政治分道扬镳，他超越了当时正统的基督教伦理（也隐然超越了其他相关的道德观点：斯多噶派的、康德的甚至功利主义的）——它们本质上只关心个人——而把眼光投向一个更为古老的传统，即希腊城邦或罗马共和国的传统——一种本质上是集体主义或共同体的道德。根据这种道德，人之成为人，人之持有各种价值和目的，是和他属于一个共同体相一致的。按照这种观点，个人生活的终极目标和城邦的集体生活是分不开的。人们只有致力于一个强大而又统一的、成功的共同体，他们才能具有健全的道德，才能过一种完美的、富有成果的公共生活。因此，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道德而赞成某种不讲道德的手段科学，而是赞成一个目的的王国，它本质上是社会的和集体的，而不是个体或个人的。他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祖国的幸福和荣耀。他的立场意味着有两种同样终极但又相互排斥的道德法典，人们必须从中做出决断。这等于说，在终极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在它们中间没有办法做出合理的仲裁，因此只能得出这种令人深感不安的结论：达到人类的完美，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不存在惟一的道路。因此，在各种终极的、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做出抉择的必要，远不是人们生活中一种罕见而反常的现象，事实上这正是人类生存条件本身所固有的一个因素。使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不管多么不明确，是马基雅维利的一项主要成就：如伯林所说，“无论他本人怎么想，他是多元主义的创立者之一”。

六

最先对普遍的理性主义学说持续进行攻击的，是维柯、哈曼和赫尔德。伯林在《维柯与赫尔德》一书中评价了这两位思想家主要的新观点。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又对它们做了评论和补充。维柯是个生不逢时的天才思想家，毕生致力于表达他的一些有关人、历史和社会的革命性想法。他的学说的意义，在他去世二百多年后，才变得显而易见，而且正如伯林所言，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思想直到今天才实至名归。他大概是明确表达了不存在普遍而不变的人性这一观点的第一位思想家；他复兴了人其实只能理解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这种古老的思想，并因把它应用于历史而使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是从“内部”，以一种产生共鸣的眼光理解历史过程，它们处处留有人的意志、理想和目的打上的烙印，因此我们无法理解并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自然界的“没有意义的”“外部”表现；他大概是以法国法理学家和通史学家那些含糊的观点为基础，创立了一种文化观：文化的所有活动都有着独特的标记，反映着一种共同的模式；他还提出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观点，一种文化的进步要经历一系列可以理解的发展阶段，它们并不是由机械的因果规律相互联系在一起，而是人们不断地发展的、有目的的活动的相互关连的表现。他认为人类的各种活动首先是自我表现的形式，它包含着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大概最令人兴奋的是他提出的有关一种新型知识的观点，即重构性的想像或幻想力，我们通过进入另一些时代和地方的另一些人的一般观念，进入他们观察自我及其目标的方式，而获得的知识。这种知识既不是完全出于偶然，也不是可以从前提中演绎出来的。

在《维柯和启蒙运动的理想》一文中，伯林描述了维柯的观点对乌托邦观念的某些意义，这种观念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以不同的面目发挥过显著的作用，它是指一种理想的、静态的合理社会，一切人类的价值和所有可想像的通向人类完美的道路，在这个社会里和谐并存，不但不会相互伤害，而且处在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中。在维柯看来，人们的各种世界观、活动和目标，必然属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他所谓“永恒理想的历史”（storia ideale eterna）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以一种不变的循环方式，同过去和未来的阶段联系在一起。创造性历史过程的较早阶段是我们自身起源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能够通过在自己的心灵中发现过去的各种潜在可能性，再现和理解过去。不过维柯和黑格尔这类唯心论的形而上学家不同——他们相信在一个文化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时，不会造成价值损失；他也不同于理性主义思想家——他们相信一切价值必须完全符合对一切问题的最终的完美解决方案；维柯的观点没有这样乐观的幻觉。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既有收获，也会造成绝对的损失。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形式可能永远消失，已衰败的世界所产生的独特而不可分割的成分，不会由价值相同的形式所取代。充满灵感的歌者，譬如维柯认为最令人难忘的荷马，他们原始的热情和细微的想像力，不可能从那些进行理智分析和冷静抽象的批判哲学家的同一个阶级中产生出来。因此对维柯来说，完美性的观念、一切真实的价值将得以充分实现的秩序的观点受到排斥，不单纯是出于经验的原因——无知、人类的弱点、缺少技术手段，而是因为从理论上说它有着先天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