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新儒家青年(4)
我们或许可以相信，蒋在这段时期参与了青帮的一些犯罪活动。一九一四年，上海的英国籍保安处长曾针对蒋发布逮捕令，指他涉及“小沙渡的犯罪”，但并未说明详细犯罪情形。这个指控可能有关此时他和陈其美在上海从事、后来失败的地下工作。一九一七年十月，北洋政府的淞沪护军使向英国公共租界警署提出状子，指控蒋涉及“一九一O年谋害公共租界知名华人”，那是七年前的事。但有可能它指的是一九一三年一月的陶成章被刺事件，却把日期弄错了。一九一O年，蒋只有夏天在上海逗留，又无其他报道指出有类似的犯案。一九一八年七月，同一个护军使又指控蒋“涉及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发生在公共租界西华路的武装抢劫案”。英国当局或许认为所控事件是中国各党派斗争的一部分，怀疑这项指控有政治动机，并未逮捕蒋。[80]
二OO八年时，蒋家有位成员断然表示，家人针对蒋氏日记所做的修正，绝对没有涉及青帮、犯罪活动或政治事件，只跟“个人私事”有关，不涉及政治议题。但即使如此，有关前面一类的记载也不无可能是由蒋本人或其儿子经国删除的。[81]
从一九一八年起，蒋每天以文言文至少写下一页日记。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一九七二年，因为健康原因才告终止。蒋的日记中，除了记录一天里发生的大事以及感想之外，还记下每天起床、就寝的时间，温度和天气。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日记中也列举自己的缺点，此举固然反映儒家修身思想对他的影响，也表示蒋承认自己行为的一些不成熟。不过，列举的缺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正。孙中山对蒋的严重缺陷就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也看到蒋可贵的特质，如坚忍不拔、忠心耿耿、大胆不畏死，接连失败和死里逃生都挫折不了他的斗志。[82]
袁世凯过世后，中国政治陷入一片混乱，北京接二连三上演军阀政变闹剧。一九一八年，国民党籍国会议员逃往广州，和孙中山联手发动“护法运动”，成立临时军政府，推举孙为陆海军大元帅。[83]广东和云南的军事统治者都宣誓效忠，其中就有粤军首脑陈炯明。[84]尽管头衔赫赫，但孙中山即使对广州的新政府——事实上，它派系林立——也并不具有绝对权威。[85]
三月，蒋奉孙中山之命加入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司令部，担任作战科主任。[86]可是，因为南方一些军阀要求在新政府中有更大的权力，孙中山在广州脆弱的联合政府很快又动摇起来。孙中山辞职返回上海。[87]陈炯明及其三万兵力仍坚定支持孙；七月，蒋在福建作战，成功攻克一座重要城镇，不久由于脾气不好，与粤军军官处不来，他一度辞职，不过陈炯明仍要他回来，担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手下有一千名士兵。[88]蒋全力以赴练兵，率领他们翻山越岭，深入敌后作战。[89]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件影响到中国及世界的大事发生了，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夺取了彼得格勒，并掌控了大部分的俄罗斯。次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由南、北政府合组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要求收回德国以不当手段在中国取得的但现已落到日本手中的一切权利。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中国的立场，但投票表决时输给欧洲列强，只好妥协，把德国在华半数领土权利正式让渡给日本。[90]当《凡尔赛和约》的内容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传回中国时，学生、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消息灵通的中国人群情激昂。北京大学首先发生抗议活动，旋即蔓延到其他大学、中学和工厂。蒋在日记中记载：“排日风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并认为：“国民气不馁，民心不死，尚有强。”[91]
一九一一年之前，中国革命党人的焦点集中在结束中国的落后与屈辱上，并把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咎于当时的清朝统治者。现在，清朝结束了，汉人主导的共和政体建立了，但国家却在分裂，军阀兵戎相见，比起清朝来更加衰弱，不仅内战战火不断，还继续受到列强压榨。面对此种情景，有改革之心的中国人一方面责备列强帝国主义使中国沉沦至此，但另一方面，也开始觉得只有对中国文化和国民性格进行彻底改造，才能使国家重新站起来。戴季陶即是反复申论此一主题的健笔之一。不过最著名的是作家鲁迅，他批判了中国传统中孕育退步、愚昧的文化，以及中国人道德上的怯懦。孙中山也一再呼吁应该有不自私、爱国、英勇的新中国人，一个他认为前所未有的新民族。蒋也同意应该改造国民性，但是他的乐观并没维持太久。他注意到，人民精神固然似乎已有提振，但大部分中国人仍是文盲。他担心，很难在十年之内完成国家性格的大改造。以国民坚毅精神而言，“日本人民之智识普及，过于吾国者，其改革之速，更可知矣”[92]。往后二十六年，蒋在这一点上一直很悲观。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或称新文化运动）固然令孙中山信徒士气为之一振，它也对在中国新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及其在学术界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提供了巨大动力。知识界受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北大教授胡适这一位杜威实证主义派作品的影响，也出现“第三势力”，不过它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太大影响力。实际上，包括军阀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五四运动的目标。问题在于，中国在追求实现重振国势、现代化的共同梦想时，应由哪个党、哪一派或哪个军阀来领导。
虽然孙中山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不符合中国国情，但他仍越来越受俄国革命成功消息的鼓舞，和它的消除阶级差别、全世界终止帝国主义的理想之启发。蒋介石也一样，他开始阅读《俄国革命纪事》。在日记中写着，他会永远敬佩这桩历史大事件、人类史的新时代。日记中一再出现“读俄文”、“习俄文”等字样，他喜欢左派的《新潮》杂志，有时候早上读了下午又读。[93]这一类阅读益发激起蒋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情绪。当莫斯科宣布它将放弃帝俄沙皇取得的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利、取消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时，俄国革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吸引力大增。对于长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而言，这是善意的闪电。
这时候，蒋仍在福建率领粤军作战。他在日记中写下，他不喜欢福建姑娘，但是脑子里赶不走性的念头，“色念，仇恨，嫌恶，诸几未绝，虚灵未足也”。[94]一九一九年三月，他暂时离开前线、回到上海，与他称为“介眉”的新爱人同住。从蒋所表现出的热情来判断，她一定是个美女。由于姚冶诚好赌，俩人感情不睦，现在蒋疯狂爱上介眉。根据他的日记，有一天他已到了码头，准备回到福建前线，但又舍不得分离，因此又多留了几天。他甚至想要娶她，但是根据她写给他的一封信所述，即令她想和他长相厮守，也并不想被一纸正式婚约所捆住。[95]这段时期，尽管感情不睦，蒋仍不时返回宁波去看姚冶诚。[96]
蒋和许多女子发生性关系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自认感染了性病、失去生育的能力。也因此，他越来越关心唯一的亲生儿子。在返回福建驻地之前，蒋折回奉化，拜托他的老师顾清廉看看九岁的经国，评估这个孩子的潜力。蒋在写给经国的第一封信中提到，顾老师说孩子“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不久即送儿子到奉化，进他的母校凤麓书院就读。[97]
同一时期，蒋告诉母亲和毛福梅，姚冶诚将带着一个他认养的三岁小童到溪口。蒋介石替他取名“纬国”的这个男孩，是蒋的好友戴季陶和日本情妇所生。姚和纬国住进蒋家，但毛夫人和她处不来；后来由蒋介石的伯父出面安置纬国和他的养母。[98]从蒋写给两个小孩的信来判断，他疼爱养子胜过了亲生儿子。一九二○年春天，蒋陪母亲到城市治病，但不久自己即因伤寒病倒。养病期间，他有更多时间反省，在日记中频频要求自己改进。[99]
受到思想越来越左倾的影响，蒋这段时期的文字也越来越多地批评商人和资本家的“狡猾势利”。他写道：“资本家之不扫除殆尽，则百家无乐利自由之道。”有个地主想骗姚冶诚，他就评论说富人脑筋里想的尽是如何占别人便宜。[100]但是，一九二○年七月一日，新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由支持国民党的人士为了替党筹募资金而设）正式开业时，蒋立刻买起了股票。蒋和陈果夫四处借钱，成立一家投资公司“炒股”。原始资本三千银元，初期略有亏损，不久就上涨到三万银元；十二月初，张人杰帮他向另一家投资公司买进三千五百银元的股份。可是，股市很快就下跌，到了年底，蒋在日记里坦承，他损失了七八千银元。这笔钱他显然欠着。[101]
蒋没有时间去盯紧股市。一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孙中山派他出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这是他前此未有的最高职位。蒋在日记中承诺，为避免别人的怀疑，绝不接受任何（政治）官位，暗示他将恪守军职，不招惹是非，不要因其直言批评人及坏脾气而讨人厌。蒋接任参谋长职务时，孙中山领导的粤军部队，在帮会、河盗和一万名苦力支持下，已经慢慢胜过一九一八年逼孙下台的南方军阀。整个十月，蒋与部队一再进军、“连战告捷”。[102]但是，作战压力使他脾气更大，经常对同僚发作，使得大家给他一个绰号“大炮”。[103]
当年秋天，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责备他的坏脾气：
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104]
蒋也同意，但他似乎依然改不了。有一次，他和戴季陶激烈辩论后，写了一封虽表歉意但仍自我维护的信给他这位“兄”。他说：“有不自爱惜，暴弃傲慢，何面目以对良师畏友？”[105]戴季陶回信时，重申对蒋的友爱和敬意，但形容他是“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处世，深虑根祸，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蒋按捺不住，又回信驳斥老朋友用词尖锐、有偏见、太冲动，但又自承：“弟处世之病，在乎极端，故有生死患难之至友，而无应酬敷衍普通之交好。”[106]蒋的强项——对革命事业坚持专注、自视甚高——也成了他的弱点。
十月底，陈炯明率粤军第二军进入广州，民众夹道欢迎。[107]蒋仍在前线与桂系军阀残部作战，但于十一月十二日赶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次日再回浙江老家，探望生病的母亲。[108]次月，孙中山得到海军第一舰队支持，由上海返抵广州；不料，他和陈炯明马上就对广州新政府的未来方向发生意见不合。孙主张要有强势的中央政府，准备及早发动北伐、推翻北洋军阀。陈则希望先专心建设广东为模范省，主张以和平协议方式推动“联省自治”。[109]
蒋从溪口拍发电报给孙，促请尽早以军事行动占领整个广西省，为北伐作好准备。孙要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却轻率地回答：“今莅粤五旬，未闻发一动员令，中是以有待。如果出师期定，当不俟召前来效力也。”[110]一九二一年四月底，桂系军阀得到北京政府支持，再次打进广东。五月十日，蒋终于赶到广州见孙中山。可是，五月二十四日夜里，他梦见“雪深数尺，一片白色”，觉得这是母亲病危之兆，赶紧奔回老家。[111]王太夫人于六月四日去世。
许崇智率领粤军第二军迎战桂军；桂军阵脚大乱，指挥官弃职逃走。粤军有几架双翼飞机，但没有炸弹，就追着溃败的敌军扔木头。[112]许崇智率部打进广西，不久，出人意料地，粤军和广州政府正式控制了广西所有大城市。五月四日，孙中山复任总统，认为发动北伐、统一全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大本营迁到山水秀丽的广西省会桂林。
五
南方军事虽然告捷，蒋仍留在溪口，遵守古礼，为母亲守丧。他筹划丧礼，选定墓地。在通往雪窦寺半路的蜿蜒山径边，蒋替自己盖了一座亭子，可坐览山景。他一连多日静坐亭中沉思，不理会孙中山急催他回桂林的函电。此时，蒋能够“更成熟地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缺点”[113]，他经常在日记里详载自己性格和行为上根深蒂固的缺点。虽然经常反省，他还是免不了会吹牛、自以为是和傲慢。他的急性子和严于律人，经常使同侪和部属不痛快。而上司虽然欣赏他意志坚定，但也时不时会被他的桀骜行为激恼。此外，即使已经纳了一房侧室，他仍性好渔色，流连青楼。固然对于一个青年军官而言，这些都算不上不寻常的行为，但也绝不是儒将所应为。
蒋在山间漫步沉思良久，为自己拟订新的人生计划，决心身体力行新儒家的理想——正心诚意、慎思笃行。[114]虽然年仅三十四岁，在孙中山阵营里也只是中级军官，但他对自己的使命已经看得很清楚——他注定将是现代中国的伟人之一。此时或许他已看到自己即将肩负神圣使命，将会领导孙中山麾下的部队北伐、统一全国。他内心里甚至也隐隐想过，在更远的未来，自己可能继承现年五十六岁、身体仍然健康的孙中山的地位。虽然这种可能应该是在更远的未来。为了准备此一领导角色，他必须克制自己，以自省、自律来控制自己莽撞、冲动的坏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