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国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各种地区性危机与冲突层出不穷。在一些地区，危机和紧张获得了较好的管控；在另一些地区，危机却上升为地区性冲突，并引发了域外大国或国际组织的介入和干预。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呈现出新老因素交织、地区性因素与全球性因素联动的特征。如何实现对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的管控与治理，是维护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稳定与安全的重要路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发

本书为《漫漫朝天路——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研究（登州卷）》的续篇，在整体爬梳近三十种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文献的基础之上，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出发，结合文献考证、田野调查、采访各地文史研究者和普通民众等多种手段，重构了明末朝鲜使臣的使行路径（山东莱州府段），较为全面、如实地再现了明末朝鲜使臣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空间。

《中外关系史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21年创办，李兴教授任主编，陈奉林教授任副主编，立足于本土资源与全球史观，以东方区域和世界视角，致力于中外关系史研究与整体推进，反映中国外交和中外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社会关系等研究的前沿与动向，探讨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打造世界史和中国史融通的学科交叉平台，培养中外东西博通的专门人才，推动中国的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东方外交史、世界史和区域国

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何急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

历史上黑龙江这条河从内河演变为界河，在中俄关系史中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见证着中俄关系的曲折变化。界河黑龙江曾是中俄（苏）两国利益碰撞的前线阵地，边界的属性明显，是双边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界河黑龙江在中俄（苏）关系中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为两国直接合作提供平台，随着边界问题的解决，黑龙江的河流属性得到重视，双边涉水合作不断扩大和提升，界河黑龙江逐渐成为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中俄关

本书为《国际关系评论》2023年的第二辑，收录了特稿、情报史研究、国际战略研究、书评、稿约启事五部分，包括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大国战略相持及其启示——以英美霸权转移和美苏争霸为例；华德事件与美国对中共外交政策选择（1948—1949）；“帝国铁路”与19世纪英国对印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初探等。

《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广泛荟萃国内外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和动向，展开多元、细致的学理讨论，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提供基础理论和方法，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与研究提供知识增量。本期收录了卷首语、学理探幽、思者对话、前沿巡礼四个栏目。

本书在分析全球安全治理的新态势的基础上，从全球网络安全治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全球卫生安全治理、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全球生态安全治理、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全球舆论安全治理和全球智能安全治理等方面展开，探索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以构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道路。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高层决策者欲将日本从二战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建立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强大的日本，开展了极富雄心的战略性外交。本书从历史事实出发，基于文献追踪与赴日调研，把日本外交置于国际秩序变革大背景下，主要立足于单元层面考察日本外交转型新动向，对日本外交战略与决策体制的“双转型”结构进行系统剖析，并就日本外交理念变革、体制重构、智力支撑、精英引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